武定三年十一月初九，小雪。
北疆的天压得很低，灰白色的云层像是浸透了水的旧棉絮，随时能拧出雪来。
李顺把羊皮袄领口又紧了紧，伏在马背上，透过单筒望远镜往南望。格勒河营地炊烟升起，稀薄，飘不高就散了。
“减灶了。”身边的疾风骑哨长压低声音，“昨天四十三股烟，今天三十一股。”
“省粮食。”李顺收镜，“方烈在撑。”
马蹄踏雪，声音闷钝。一千二百骑散在格勒河东南二十里外的丘陵背面，马嚼子用布裹着，没人说话。北风从河套方向吹来，把人的脸刮得生疼。
胡茬从后阵策马上来，胡茬上挂着半只冻硬的黄羊——斥候昨夜摸到的。
“盯一上午了，”胡茬把黄羊肉扔给李顺，“看出什么？”
李顺没接肉：“方烈在练兵。”
“练兵？”
“你看。”李顺指着远处营地边缘，“那拨人，穿单衣，没披甲，绕着营地跑圈。这天气单衣站一刻钟就冻僵，他们跑了两刻钟。”
胡茬眯眼看了会儿，骂了句脏话：“他训的是耐寒。打算跟咱们耗到开春？”
李顺没答。
他想起昨夜审的那个俘虏，四十多岁，云州人，三年前随方烈来的草原。那人说方烈每天寅时起，先射一百支箭，再带亲兵跑十里。三石弓，日日不断。
“将军说，草原冬天能冻死人，也能练出人。”俘虏哆嗦着，“他跟我们讲，当年他在北疆守黑山头，大雪封山三个月，靠马血和冻羊肉活下来。后来那营三十七人，只剩九个。”
李顺当时没接话。他也是在北疆熬过冬天的，知道那是怎样活法。
“传令，”李顺道，“疾风骑分三班，日夜巡逻，三十里内不许进一匹敌骑。另派快马回阴山，请韩总督调新兵营前出至黑山岭。咱们围到腊月，看谁先熬不住。”
哨长领命而去。
胡茬掏出匕首，割了条生黄羊肉塞嘴里嚼着：“你说方烈图什么？三石弓的本事，当年禁军比武只输玉堂半环，要当官能当到副都统，要发财漕运商人捧着银子请。跑来草原吃雪？”
李顺没说话。
他也不知道。
同是这天上午，云州以北四十里，黑山峡渡口。
白玉堂站在被烧塌的码头栈桥上，右臂吊在胸前，左手捏着一块烧黑的木板。
木板上有半个焦糊的徽记——不是官府印记，也不是商号，是一朵梅花。
“梅花帮？”余江凑过来。
“梅花帮十年前就散了。”白玉堂把木板扔进黄河，“是有人仿刻。”
他从京城出发，一路疾驰四日，昨夜抵达云州。黑山峡码头两天前被他端掉，缴获粮食两千石、火铳十三支、运粮骡车二十七辆。负责接应的云州同知是个实诚人，把缴获物资清单抄了三份，一份送京，一份存档，一份塞给白玉堂。
清单上有行小字：缴获账册一本，残损，存银鞘七只，内无银，有砂石。
“银鞘运空饷，”白玉堂道，“粮车运实饷。方烈练兵的银子，从漕粮空额里出，再从云州换成粮食走黑山峡运往草原。”
“那账册呢？”
“被烧了大半，”云州同知叹气，“只剩几页，记着武定元年到三年的进出。买家是‘西河商号’，掌柜姓吴，三年前已闭店。”
吴明。
白玉堂把“吴明”这名字在齿间过了一遍。影卫丁九十八，漕运司书吏出身，三年前失踪，今年出现在暹罗挑拨使者。暹罗到云州六千里，他来回跑，不嫌累。
“吴掌柜当年雇过哪些人，用过哪家车马行？”白玉堂问。
同知翻查卷宗：“有。西河商号常年雇的是城南老魏车马行，赶车把头叫魏大眼。”
“人呢？”
“三年前就死了，说是喝醉酒掉进黄河。”
白玉堂没再问。
他走出码头，站在黄河边。腊月黄河水瘦，两岸结冰，只有中间一道浊流涌得急。风从峡谷穿过来，呜呜响，像是有人在山壁上凿了个哨子。
余江凑过来：“统领，咱下一步……”
“找人。”白玉堂道，“方烈在草原练兵三年，不是神仙，吃喝拉撒都要从云州过。码头是条腿，还有别的腿。去把云州城里城外所有粮铺、药铺、铁匠铺的旧账翻一遍，三年前的不要紧，去年的、今年的，看谁往北边卖货卖得蹊跷。”
“是！”
“另外，”白玉堂顿了顿，“查查那个吴明在云州时住哪、常去哪家茶馆、跟谁喝过酒。影卫丁九十八，不可能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十一月初十，京城。
镇国王府书房里炭火烧得旺，陈骤却觉得后背隐隐发酸。
旧伤逢阴雨，还是这毛病。苏婉给他扎过几回针，说淤血散了七成，剩下三成要养，急不得。
他放下北疆来的军报，捏了捏眉心。
李顺的情报写得很细：方烈部减灶，存粮两月半，士气尚稳。营地外围挖三道壕沟，架拒马，东南角设哨楼七座。方烈本人每日晨练箭术，百发百十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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