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定军走到泡布桶边，伸手进去捞了一片湿布。布片在灰白色的石灰水里泡了五天，边缘已经腐烂发毛，但中间部分仍然紧实，用手指撕扯时能感觉到明显的抵抗力。
“泡不透。”他说，“石灰水浓度够了，但温度太低。现在是十月，河水凉了，桶里温度跟着降，纤维松懈不开。你把泡布桶挪到后间去，挨着干燥墙，利用墙缝透过来的余热。再用破麻布把桶外头裹两层，减少散热。”
乔瓦尼点点头，把这些记在一块木牌上。
杨定军又走到抄纸区。纸槽是一个长方形的浅木槽，四尺长三尺宽，槽里盛着半槽清水，水面上漂浮着一层稀释过的纸浆，颜色像淡灰的米汤。纸槽旁边靠着一叠竹帘，竹帘是盛京竹器坊特制的，用细竹丝编成，四周镶着木框，大小比后世的A4纸略大一圈。
“最近的抄纸是谁在做？”
“我自己。”乔瓦尼走过来，“小扣子学了一年多，能帮忙荡料，但落帘起帘的时机总把握不好。上一批次他抄的十张，有六张厚薄不均，干燥后全卷了边。”
杨定军拿起一张竹帘，浸入纸槽，手腕轻轻前后晃动了两下，让浆液均匀悬浮，然后迅速将帘子平端起。一层乳白色的湿膜附着在竹帘上，纤维分布还算平整，但靠近边缘的地方明显比中心薄，能看到竹丝的纹路。
“落帘的时候手不稳。”杨定军把竹帘斜靠在架子上让水沥干，“你一个人一天能抄多少张？”
“从早干到晚，四十张。”乔瓦尼说，“如果还要兼顾打浆和干燥，实际能抄出来的不到三十张。这三十张里，能用的也就二十张出头。”
杨定军沉默了一会儿。他环视整个纸坊：前间里泡布桶占了大半地方，石臼只有一副双连臼，乔瓦尼一个人捣浆就已经占满了；后间的干燥墙上贴着前几天抄好的湿纸，因为墙面不够大，有些纸页不得不重叠着贴，结果粘连在一起，撕下来时缺角少边。地上堆着废纸和没泡透的布头，空间狭窄得转个身都困难。
“问题不是配方。”杨定军说，“是人手。”
“我也想再要两个人。”乔瓦尼苦笑道，“可杨大管家说，今年的工匠名额都给了铁匠坊和第三车间，纸坊排到下一年了。”
杨定军没有接话。他走出纸坊，站在引水渠边。渠水清澈，流速平缓，从阿勒河主道分出来的支流经过工坊区，带动水力纺纱机的那台水轮就在上游几十步外，铁齿轮的嗡嗡声隐约可闻。
他想着刚才在学校看到的情景：三十七个学生，从六岁到十三岁，每天上午念书，下午原本只是练习写字和算术。那些大孩子，十二三岁的，已经有了成人的力气，举得起木杵；小一些的，八九岁的，手巧眼快，适合学抄纸这种精细活。而杨宁那样的六岁孩子，虽然力气小，但脑子快，认字多，可以负责计数、排班、检查质量。
让学生来纸坊劳动，不是让童工做苦力，而是把手工实践纳入教学。杨亮生前就说过，学问不能只关在屋子里念，要动手做。盛京的学校本来就有习字课、算术课，如果把每周的某个下午改成“纸坊劳作课”，学生分组轮换，既解决了纸坊的人手瓶颈，又让学生亲眼看到自己用的纸是怎么造出来的——这是一种教育。
杨定军转身回了纸坊，对乔瓦尼说：“明天开始，学校每天下午派一组学生来。八到十个人，大小搭配。大孩子跟你学捣浆和压榨，小孩子跟我学抄纸。你手里的木杵不必一个人举到底了。”
乔瓦尼愣了一下。“学生？来做工？”
“来上课。”杨定军说，“纸坊就是他们的课堂。做的纸归纸坊，但工钱不收，算是学堂的功课。”
乔瓦尼挠了挠头，显然没完全明白这里头的道理，但他习惯了服从杨定军的安排。“听您的。可...小娃娃们毛手毛脚的，纸槽里的浆要是被他们搅浑了...”
“我会教。”杨定军说，“你只管把你那套手艺拆成步骤，一步教一个人。别的不用管。”
当天下午，杨定军去了学校，跟周老头和杨宁把事情说了。周老头起初有些犹豫——学堂的时间本来就紧，拉丁文、算术、写字排得满满当当，抽出一个下午会不会耽误功课？但杨宁当场就表示赞成，还掰着手指头算：“三十七个学生，分四组，每组九到十个人，一周轮一次。一个月下来，每个学生能来纸坊干三四天。造出来的纸我们自己用，再也不用买外头的糙纸了！”
“不光是造纸。”杨定军罕见地多说了几句，“抄纸要算纸浆浓度，一槽水兑多少浆，得用秤称、用杯量，这是算术。捣浆要记时辰，什么料捣多久，要记录、要比较，这是条理。干燥要看火候，什么时候翻面、什么时候揭下，这是观察。这些比坐在屋子里背书更实在。”
周老头想了想，同意了。他年过五旬，自己就是靠动手学出来的，深知杨定军说得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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