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第50年九月二十，瓦尔德堡。
天还没亮透，东边的山脊线上刚泛起一层蟹壳青，坡上的大豆田就已经有人影在晃动。杨安远站在老橡树下，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粗麻短褐，腰间系着那根常年不换的牛皮绳，绳上挂着小铁尺和半块黑面包。
他手里捏着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册子——《瓦尔德堡农事纪要》的第四年卷，羊皮纸的边缘被汗水和泥渍洇成了深褐色。
连续三年了。瓦尔德堡的大豆轮作进入了第三个轮回。第一年试种时，七户佃农里只有老汉斯敢拿出半亩地跟着试；第二年，九户人家全部跟进，亩收八斗；今年，坡腰和坡顶的十八亩大豆田，平均亩收达到了一石一斗。这个数字放在阿勒河谷不算最顶尖的——盛京本地的肥田能到一石三斗——但对于瓦尔德堡这种坡地、沙性重的土壤来说，已经是奇迹。
“少爷，”格奥尔格从坡下跑上来，裤腿上全是露水，“东边的豆秧都割倒了，是不是现在就往地里翻？”
格奥尔格今年二十八，是瓦尔德堡的佃农里身手最利索的一个，去年娶了邻村的一个姑娘，现在媳妇已经怀了三个月。他手里攥着一把镰刀，刃口是年初从盛京铁匠坊捎来的新钢口，磨得能照见人影。
“晒三天。”杨安远说，“豆荚里的豆子还没完全干透，现在翻进土里，会在土里发芽。摊开晒，每天翻一遍，等豆荚自己炸开，豆子收回来，豆秧再翻。”
“是。”格奥尔格转身跑了，一边跑一边喊，“东边的，把豆秧摊开！别急着翻！”
杨安远沿着田埂慢慢走。田埂是用碎石和夯土垒的，走的人多，已经被踩得坚实，像一条嵌入大地的灰色带子。他走到坡腰的甲块田边——这是瓦尔德堡最好的一块地，朝南，坡度缓，土层厚。去年种过大麦后压了一季青肥，今年改回大豆，长势格外旺。豆秧已经被割倒，一排一排摊在地上，像给褐色的土地铺了一层黄绿色的毯子。
他蹲下来，从甲块田里拔起一株豆秧，把根部递到眼前看。根须上密密麻麻结着黄豆大的根瘤，有的已经变成深褐色，有的还是淡粉色。他用指甲掐开一个根瘤，里面流出一点清亮的汁液，带着一股淡淡的土腥味。这是好兆头——根瘤菌活跃，说明土地肥力在回升。
他在册子上记了一笔：“九月二十，甲块豆秧收毕，根瘤密布，土色变深，手捏成团，散之成粒。”然后合上册子，塞进怀里。
收割持续了五天。九户人家，二十四个劳力，加上三个半大的孩子帮忙捡落豆，把十八亩大豆田全部割倒、摊开、翻晒。打场是在老橡树旁边的空地上进行的，用牛拉着石磙子，把晒干的豆荚碾开，然后用木锨扬起，让风把豆壳吹走，豆子落在下面的粗麻布上。
称量是在第五天的傍晚进行的。杨安远亲自掌秤——一杆盛京标准的铁制大秤，秤杆是山毛榉木刨成的，上面用烙铁烫着刻度，精确到两。豆子用木升一升一升地量，每量十升倒进一只麻袋，麻袋口用麻绳扎紧，外面用炭笔写上地块编号和重量。
最后算账：甲块六亩，收豆六石六斗；乙块五亩，收豆五石三斗；丙块四亩，因土层薄，收豆三石六斗；丁块三亩是坡顶新开的荒，收豆一石八斗。合计十七石三斗。
杨安远在册子上写下这个数字，然后算了算分成。按契约，盛京得六成，十石三斗八升；佃农得四成，六石九斗二升。九户人家按人头和租地亩数再细分，每家都能分到将近八斗豆子——够吃到明年夏收，剩下的还能换盐、换铁、换布。
“少爷，”记账的格哈德走过来，他是林登霍夫派来的管事，四十来岁，平时帮着杨安远理账，“老汉斯今天没来打场。他媳妇过来说，老汉斯昨夜里起不来了。”
杨安远合上册子的手顿了一下。“什么病？”
“说是前天下地收豆时淋了雨，回来就发热，咳了一夜。今晨起来，两条腿软得站不住。”
杨安远把册子和秤交给格哈德，转身朝老汉斯家的石屋走去。
老汉斯的石屋在坡底靠近溪流的地方，是瓦尔德堡最早的一批房子，石头墙已经发黑了，屋顶的木瓦换过两次。屋门口有一小块菜畦，种着葱和蒜，菜畦旁边晾着几件粗麻衣裳。
杨安远推门进去，屋里一股潮湿的柴烟味和草药味混在一起。屋子不大，一进去就是灶房，再往里是一间睡房。老汉斯躺在睡房的草铺上，身上盖着两床粗羊毛毯，额头敷着一块湿布。他的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听见门响，睁开眼看了看，想撑着坐起来，但胳膊一软，又倒了回去。
“别动。”杨安远走到铺边，蹲下来。
他先用手背试了试老汉斯的额头——烫，烧得不轻。然后拨开毯子，看了看老汉斯的腿——两条小腿都肿着，按下去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他又让老汉斯伸出舌头看了看，舌头发红，苔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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