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口连一口吸烟，仍然自言自语：“二十八张狗皮换来这些闺女，值哩。老二那回抱着跑进家来，我还以为得了什么宝物。他把她们在炕上摊开，又一张一张上墙。天哩，真是宝物啊，俺天天看哩。嘿，天底下还真有这么俊的闺女……”
我这时才听明白，这些拆开的挂历原来是他们兄弟几个用二十八张狗皮换来的，这让人不信。我问老大，他说：
“狗皮？山里多哩。杀狗呗，到了春天就有来收狗皮的，俺就卖给他。”
山里人养了很多狗，狗是村子里最多的动物，所以每到了一个村子，就有一群狗迎着人汪汪叫。它们很可怜，都很瘦，因为没有任何一户人家舍得用粮食喂狗，这些狗就在山隙里、街巷上随便寻点东西吃。这里的狗几乎都有一套捉拿耗子的本领：它们跑到山上去捉那些野耗子充饥……山里人养狗不是为了看山，也不是为了守家，而是为了入冬的时候宰了吃。当狗肉锅子烧起来的时候，一伙又一伙人凑过去，抄着衣袖在那里盯住滚动的锅子，有的还提来了瓜干烈酒。这就是一个山村真正的节日，比春节、中秋节，比任何一个节日都盛大。我问村子里有多少光棍？老大说：
“多着哩，三成男娃没妻哩。”
武早一声不吭，他的嘴嘬着。
我问：“村里的女娃都嫁给当村吧？”
他摇头：“听说这世道活络了，有些人就进村来贩牲口、收狗皮，那些收狗皮的还捎带着收闺女哩。”他抹抹鼻涕，“他们收着狗皮，最后把闺女也领跑了，自己睡过，然后再卖给山外，哄她们说有好日子，她们就信了。净骗人哩。”
“有没有把闺女领到你们村来的？”
“有，咋个没有？俺家老二就让一个收狗皮的给捎来一个。嗨，这闺女用绳绑着，戴了眼镜……”
我看了武早一眼，我想这个闺女来路可能有点奇特。
老大抱怨说：“俺也不知道啊，这事怨不到老二，也怨不着俺。到后来事情破了，公安局把老二叫了去，好一顿揍！怨老二吗？老二也花了钱，送上了五十多张狗皮。最后才闹明白，那是外地城里一个读大学的闺女，老二消受不起哩。尽管挨了一顿揍，最后还是放回来。就是嘛，这要找收狗皮的。老二这辈子死也值了。你想想看，咱老二睡过戴眼镜的大闺女哩！”
我心里一阵难过，不知为那个女大学生还是为这四兄弟。我抬头看看老大，发现他那张苍老的脸上出奇的平静。他真的认为自家老二死也值了。
我问：“兄弟们哪儿去了？”
“进山抓鳖去了。”
我们都听不明白，他接上说：“跟水库相连的那些汊子里有鳖，有人就进来收鳖，一个鳖能卖五块钱。好多人去抓，轮到俺兄弟又有多少……”
他搓着手开始吸烟了。
这天晚上武早怎么也不同意在村里过夜。后来我们就在林河旁搭起了帐篷。听着哗哗的河水，我们久久没有睡去。武早一声不吭。那个极度贫穷的山村让这个善良的汉子一次又一次地叹气。
《驳夤夜书》
[社会公平之我见]
我们有八亿农民和大量城市贫民，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相当显豁的客观现实。这个现实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我是说放在全球一体化这个大背景和大坐标下来看，不但不是坏事，而且还是一个巨大的好事、一个优势。印度比不了我们，他们在人口数量上比我们略逊一筹；但关键问题不在这里。他们比起我们，最大的差异是没有经历漫长的公社制度，更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后者是更为极端化的理想主义灾难，是一道深长的记忆烙伤。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是否经历过这两个阶段将会大不一样，有一些经验和情感，仅仅是度过贫困的岁月是不会产生、不会获取的。一个封闭的社会在突然而至的开放形态之下——哪怕是小小的一点商业主义和资本市场的萌动，都会引起巨大的、难以预料的激动和波动。而印度并非是一个封闭社会，或者说它的封闭『性』还远远不够。市场和资本对于它来说也绝不是什么新东西。也就是说，开放的市场和外来资本的注入，对它并没有产生多少刺激『性』。本来它是一个贫困人口很多、贫富差距很大的社会，发生更激烈的竞争才是常态。但一切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核心问题是那里与这里有很多不同，起码是那里的人民不同，他们没有中国这样巨大的心理张力。
张力是一个创造过程中最可怕、最无测的决定『性』力量。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或试图走入另一个极端的人群，最后的一点能量都会激发出来。他们从遥远的彼岸走来，既有跋涉的痛苦和疲惫，又有一生从未经历的狂喜。一种改天换地的雄心野魄、一种突然唤醒的底层心智，这时候都变成了不可阻挡的力量。这类似于又发生了一次农民起义、一次在当年曾被严重贬斥过的“痞子运动”——对于一部分清醒的知识分子和执牛耳者来说，却是“好得很”，而绝不是“糟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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