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山参在保险柜里躺了半个月，展览馆终于建好了。
说是展览馆，其实就是合作社大院东边的三间砖瓦房，以前是个仓库，堆着些破农具和杂物。陈阳让人把东西清出去，重新刷了白灰，换了新窗户，铺了水泥地，安了玻璃柜。三间房打通了，显得宽敞了些，但也就一百来个平方，跟城里的展览馆没法比，但在兴安岭这地方，已经是头一份了。
杨文远负责布展。他把刘老蔫的参王放在最中间的位置，用玻璃罩罩着，里面衬了红绸子，灯光一打，参王像坐在金銮殿上的皇帝。那棵野山参放在旁边的独立展柜里，玻璃罩更厚，红绸子更红，灯光更亮，还在柜子里放了温度计和湿度计，每天有人记录。
陈阳看了说好，杨文远说还不够好，跑了一趟县城，买了一台照相机，把参王和野山参从各个角度拍了几十张照片，放大，装框，挂在墙上。又买了几个展架，摆上参产品——参花茶、参叶茶、参须糖、参膏，瓶瓶罐罐摆了满满一架，标上价格，想买的可以直接去合作社柜台交钱。
开馆前一天晚上，陈阳一个人来到展览馆。他推开玻璃门，打开灯，三间屋子亮堂堂的，参王和野山参在玻璃罩里安安静静地躺着，红绸子衬着它们，像新娘的嫁衣。他在展柜前站了很久，看着那棵参王，想起刘老蔫种参的八年，想起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想起那双手在地里刨土挖参的样子。又看着那棵野山参，想起乌力罕挂在崖壁上的两个时辰，想起骨针在石缝里一针一针刨土的样子，想起绳索勒在他腰间留下的那道紫黑色的淤青。
他伸出手，隔着玻璃摸了摸那棵野山参。
“明天开始，你们就不是我的了。你们是兴安岭的。”
开馆那天，天气很好，太阳明晃晃的，晒得人身上发暖。
合作社的院子里一大早就挤满了人。本屯子的就不说了，北山屯、东山屯、西山屯、南山屯、清河屯，各屯子都来了人，有的骑自行车，有的赶马车，有的开拖拉机，有的一家老小全来了，像赶大集似的。外县也来了人，有参农，有药材商，有记者，有拍照的，有摄像的，把合作社的院子挤得水泄不通。院门外停满了车，马车、拖拉机、自行车，还有几辆小轿车，把路都堵了，张二虎带着人在外面指挥交通，嗓子都喊哑了。
刘老蔫穿着新衣裳站在自己的参王旁边。新衣裳是韩新月给他做的，藏蓝色中山装，四个兜，笔挺笔挺的，把他衬得年轻了十岁。他挺直了腰板站在那里，手却一直在抖，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激动，或者两者都有。
有人要跟他合影，他紧张得手不知道往哪放，一会儿揣兜里，一会儿背在身后，一会儿垂在腿边，换了几个姿势都觉得不对劲。韩新月跑过来帮他把领子翻好，把扣子扣齐，又把胸口的兜里插了一支钢笔，说这样精神。刘老蔫对着玻璃照了照，咧了咧嘴，露出几颗黄牙，表情很僵硬，像得了脸抽筋。
“刘师傅，笑一个！”拍照的人喊。
刘老蔫咧了咧嘴，笑容僵在脸上，像老树皮上刻出来的。
“再来一张！”
刘老蔫这回笑得好了一些，但还是不太自然。
省报的记者来了，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姓林，说话文绉绉的，拿个本子到处记。他采访了陈阳，又问刘老蔫种参的秘诀，刘老蔫搓了半天手，憋出一句：“没啥秘诀，就是上心。把参当孩子养，它就给你长。”林记者在本子上刷刷刷地记，又问了几句，刘老蔫回答得磕磕绊绊的，但每句话都实在，没一句虚的。
林记者又采访了几个参农，老赵说种参跟养孩子一样，得天天看着，一天不看就闹毛病；赵大壮说种参比种地累多了，但种参赚钱，累也值；吉林的老刘说种参得讲科学，不能光靠土办法，他回去以后要照着刘教授的手册好好干。林记者记得很认真，本子都快记满了。
陈阳被省电视台的记者拉到了参园里录像。摄像师扛着大机器，让他在地里走一圈，假装查看参苗。他走了三遍，摄像师说不行，表情太严肃，笑一个。他咧了咧嘴，摄像师说还是不行，笑得像哭。他又走了一遍，这回没笑，摄像师说行了，就这样，真实。又问了他几个问题，他对着镜头说了一番话，声音不大，但很稳，像山里的松树。
“办展览馆，是为了让后人知道，兴安岭能种出好东西。让外面的人知道，兴安岭有好东西。我们这里的人参，不比高丽参差。我们的鹿茸，不比新西兰的差。我们兴安岭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朵花、每一棵草，都是宝。”
摄像机红灯亮着，镜头对着他。
记者又问：“陈会长，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陈阳看着镜头，目光很远：“把参卖到全国去，把鹿养到满山跑，把兴安岭的品牌打出去。”
展览馆免费开放，不收门票。陈阳说了，谁来看都行，本屯子的看不要钱，外屯子的看也不要钱，外县的、外省的、外国的，都不要钱。有人提醒他收个块儿八毛的，多少能赚点。陈阳摇头，说展览馆不是做买卖的，是给兴安岭人长脸的。长脸的事，不能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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