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易瑞东起身，“杨书记那边……”
话没说完，郑科长推门进来，脸色凝重：“瑞东，老陈，孙福贵跑了。”
“什么？！”
“刚才保卫科去他家，人不在。邻居说，晚饭后看见他提着个包匆匆出门，说是‘走亲戚’。”杨伟民苦笑，“看来，是听到风声了。”
易瑞东和老陈对视一眼，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立刻发协查通报。”老陈果断道，“火车站、汽车站、出城路口，全部布控。他带着赃款，肯定想跑。”
“我马上安排。”郑科长转身要走，又停住，“瑞东，这事……会不会惊动太大？”
“郑科长，”易瑞东看着他，“现在已经不是捂盖子的时候了。孙福贵一旦跑了，赃款追不回，线索就断了。到时候，损失更大。”
“赶快跟杨书记汇报吧！”
“瑞东说得对。”老陈一拍桌子，“老郑，你马上去找杨书记汇报。瑞东，你立刻回局里，向李局请示，启动全市协查。我在这儿继续突审，看能不能挖出更多线索。”
分工明确，三人立刻行动。
易瑞东直接开上吉普车，在凌晨的寒风中往局里赶。
车轮碾过空旷的街道，他脑中飞快盘算：孙福贵会往哪儿跑？火车站今晚最后一班车是十一点半，已经发车了。汽车站夜班车少，而且需要介绍信。最可能的是——
他突然一个急刹，调转车头，往东直门方向行驶而去。
东直门外有个货运码头，夜里常有往天津、塘沽的货船。孙福贵是仓库主任，跟运输系统熟，走水路可能性更大。
赶到码头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江面漆黑，只有几盏昏黄的码头灯在夜雾中摇晃。几条木船靠在岸边，随着江水轻轻起伏。
“同志，查夜！”易瑞东亮出证件，对值班的老船工说。
老船工眯着眼看了看证件，又看看他一身寒气，嘟囔道：“公安同志，这么晚了……”
“有没有看到一个四十多岁、微胖、提个黑皮包的人，今晚要坐船？”
“黑皮包？”老船工想了想，“哎，好像有！大概八九点钟，有个胖子，提着个鼓鼓囊囊的黑包，说是去天津探亲，要坐老马的船。可老马的船得凌晨三点才开，我让他去候船室等着了。”
“候船室在哪儿？”
“就那儿，亮灯的那间。”
易瑞东顺着老船工手指的方向望去，江边有间简陋的砖房，窗户透出昏黄的光。他拔出手枪，子弹上膛，压低脚步靠近。
从窗户缝往里看——
一个微胖的身影蜷在长椅上，怀里紧紧抱着个黑皮包，正不安地左右张望。正是孙福贵。
易瑞东轻轻推开门。
“嘎吱——”
孙福贵像受惊的兔子一样跳起来，看见门口持枪的公安，腿一软，手里的皮包“砰”地掉在地上，拉链崩开，一沓沓捆好的钞票滚了出来。
“孙福贵，”易瑞东枪口对准他，声音平静，“别动。”
“我、我……”孙福贵面如死灰，慢慢举起双手。
易瑞东走上前，一脚踢开地上的皮包，用手铐铐住孙福贵的双手。他捡起皮包，粗略一数，里面至少有五千块——这在当时是笔巨款。
“这些钱，哪来的？”
“是、是我攒的……”孙福贵还想狡辩。
“攒的？”易瑞东从皮包夹层里抽出一本存折，翻开一看，户名是孙福贵，存款金额一万二千元。存折里还夹着几张纸条，是周振国写的收条。
“孙福贵，你一个月工资七十二块五，不吃不喝得攒一百四十年。”易瑞东冷笑，“走，回去慢慢说。”
押着孙福贵走出候船室时，老船工探头看了一眼，摇摇头：“唉，看着挺老实个人……”
“老实人不会半夜跑路。”易瑞东把孙福贵用手铐铐好了，扔在汽车后座上。
跟老船工说道：“老师傅，谢谢您。回头我们局里给您送表扬信。”
“不用不用，应该的。”
回局的路上，孙福贵在后座低声抽泣：“易科长，我坦白，我都坦白……是周振国逼我的，我不干他就整我……”
“这些话，留着跟党组织说吧。”
回到局里，已是凌晨两点。
李铁山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易瑞东押着孙福贵进去，简要汇报了情况。
李铁山听完，沉吟片刻：“瑞东，你做得对。但这事越挖越深，已经超出咱们东城区的范围了。工业局那个王副处长……”他顿了顿，“我明天一早就向市局汇报，请求并案侦查。”
“师父，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李铁山目光深沉，“这案子，可能是条大鱼。咱们得小心，别让鱼咬了手，也别让鱼跑了。”
凌晨四点，东城区公安局审讯室。
日光灯管“滋滋”地响着，把孙福贵那张惨白的脸照得没有一丝血色。
他瘫坐在椅子上，身上的棉袄被冷汗浸透，眼神涣散，嘴唇哆嗦着，却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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