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瑞东坐在他对面，面前的搪瓷缸里，浓茶已经凉透。他没有催促，只是平静地看着，像猎人在等待猎物最后的心理防线崩溃。
墙上的挂钟指针“咔哒、咔哒”地走着，每一声都敲在孙福贵的心上。
“我……我说……”终于，孙福贵嘶哑地开口，声音像破风箱，“我全说……只要别枪毙我……”
“说。”易瑞东拿起钢笔，摊开笔录纸。
“是周振国……都是他牵的线。”
孙福贵语无伦次，但求生欲让他拼命组织语言，“他认识工业局物资处的王副处长，王处长手里有‘指标’……一些紧俏物资的调拨指标，用废品价就能批出来……”
“哪些物资？”
“有特种钢、铜线、轴承，还有……还有一批苏联来的精密仪表，说是‘淘汰品’，其实都是新的。”孙福贵喘着粗气，“周振国让我在仓库做两本账，一本真的，一本假的。假账上的‘损耗’‘报废’，就是出库的货。”
“账本在哪？”
“在我家……卧室床底下，第三块砖是松的，底下有个铁盒子。”
易瑞东对门口的小刘使了个眼色。小刘会意，立刻带人去取。
“继续说。王副处长怎么分成？”
“三七开。王处长拿三成，周振国拿四成，我……我和老钱分剩下的三成。”孙福贵哭了出来，“我不敢不干啊！王处长说，不干就让我滚蛋，还要查我以前的老账……”
“你们通过什么渠道出货？”
“通县永顺合作社是明面上的，还有一些……一些私人厂子，在河北、天津。货从码头走，有船，船老大是王处长的人。”
孙福贵忽然想起什么，急切地说，“易科长，我有证据！周振国有个小本子，记着所有交易的日期、数量、经手人，还有分钱记录！他出事前，把本子给了我，让我保管，说万一他出事，就拿这个保命！”
“本子在哪？！”易瑞东身体前倾。
“在……在我老婆娘家，通县宋庄，她陪嫁的梳妆台夹层里。”
易瑞东立刻起身，走到隔壁办公室打电话。铃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
“喂，老陈吗？立刻派人去通县宋庄，孙福贵岳母家，找一个梳妆台，里面有周振国的账本。对，要快！”
挂上电话，他走回审讯室。孙福贵像被抽了脊梁骨，彻底瘫软了。
“孙福贵，”易瑞东看着他，“你还知道什么，一次性说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还、还有……”孙福贵眼神空洞，“王处长上面……可能还有人。有一次喝酒，他喝多了，说‘京城水深，咱们这点小鱼小虾，不过是给人跑腿的’。我问是谁，他就不说了，只让我别多问。”
易瑞东心里一沉。果然，这潭水比想象的还深。
清晨六点，天边泛起鱼肚白。
小刘回来了，怀里抱着个生锈的铁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两本厚厚的账册，还有一沓沓票据、收条。字迹工整，条目清晰，时间、物资、数量、金额、经手人，一目了然。
几乎同时，老陈的电话也来了，声音带着压抑的兴奋：“瑞东！找到了！周振国的本子，记了整整三年，从五一年到去年！涉及金额……我粗略算了一下，超过十万！”
十万！在五十年代，这是一笔天文数字。
易瑞东握着话筒的手有些发紧。他走到窗边，望着窗外渐渐亮起的天空。晨光穿透云层，给城市镀上一层金边。街上开始有了人声，送奶工的三轮车“叮铃铃”驶过，早起的老人在打太极拳。
这座城市正在醒来，平凡，宁静。
可这宁静之下，有多少蛀虫正在啃噬它的根基？
“老陈，”他对着话筒说，“把所有材料封存，我马上向李局汇报。你继续审孙福贵，把每一个细节都抠出来。”
“明白！”
上午八点，市公安局小会议室。
烟雾缭绕。李铁山、市局经保处处长、还有几位易瑞东不认识的领导坐在长桌一侧，神情凝重。易瑞东坐在对面，面前摊着那两本账册和周振国的黑皮本。
“……综上，”易瑞东汇报完毕，合上卷宗，“本案已查明涉案人员八人，其中国企干部五人，涉及盗卖国家统配物资价值初步估算超过十万元，赃款大部分尚未追回。且有证据表明，可能涉及更高级别的公职人员。”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只有墙上的挂钟在“嘀嗒”作响。
良久，坐在中间的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缓缓开口，他是市局分管经保工作的副局长，姓方。他拿起周振国的那个本子，翻了几页，又放下。
“这个本子……”他看向易瑞东，“你看过内容了？”
“看了一部分。”易瑞东实话实说，“时间仓促，还没来得及细看。但里面记载的交易，与孙福贵、钱守义等人的口供基本吻合。”
“涉及工业局王副处长的部分，有多少？”
“有七笔交易明确提到了王副处长签字或授意。另外，本子里用了很多代号，比如‘老K’‘码头张’等，还需要进一步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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