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北京沈遂之私人别墅顶层泳池。
凌晨两点，水汽氤氲如梦境。沈遂之靠在池边，温热的水流包裹着赤裸的上身，肩胛骨处有一道旧伤疤——那是八岁学戏时，师父用戒尺打的，因为他说“唱戏没骨头”。
身后传来水声。
热巴从水中浮出来，湿发贴在白皙的脖颈上，像黑色的藤蔓缠绕白玉。她游过来，手臂环住他的腰，下巴搁在他肩窝：“想什么？”
“想我八岁。”沈遂之说。
“八岁在干什么？”
“在东北戏剧团挨打。”他笑，“每天五点起床，喊嗓子，压腿，学身段。师父说我有副好嗓子，但心太野，唱不了大戏。”
热巴的手指在他腰侧轻轻划着圈：“那后来怎么不唱了？”
“因为没人听了。”沈遂之看向落地窗外北京的夜景，“我从4岁学戏，中间辗转东三省，内蒙，最后被谷建芬发现带到了北京学唱歌”
他顿了顿：
“那年我不到16岁，揣着五百块钱来北京。学歌曲，就是再吃过一个月馒头就咸菜的生活。后来一首拯救天下知，再后来拍戏，再后来……就成了现在的沈遂之。”
热巴沉默着，手臂收紧了些。
另一侧的水花溅起，刘亦菲游了过来。她今天刚从洛杉矶回来，时差还没倒过来，但听说沈遂之和热巴在泳池，穿着泳衣就下来了。
“聊什么呢？”她靠在沈遂之另一侧，水珠顺着锁骨滑进深沟。
“聊他的人生。”热巴说。
刘亦菲笑了，笑容在雾气中有些朦胧：“我知道。2005年我们第一次合作，你在片场休息时，会一个人对着墙练云手。那时候我就想，这个男演员跟别人不一样。”
沈遂之转头看她：“哪里不一样？”
“眼睛里有东西。”刘亦菲伸手，指尖轻触他的眼角，“有一种……丢了什么重要东西的怅惘。”
泳池的水温似乎突然变冷了。
沈遂之闭上眼睛，任由两个女人靠在他身上。水波轻轻晃动，他们的身体在水中若即若离地触碰——热巴的腿蹭着他的小腿，刘亦菲的手臂贴着他的后背。水汽蒸腾，空气里弥漫着氯水的味道和她们身上淡淡的香水味。
这本该是个旖旎的夜晚。
可他脑子里却全是梆子戏的锣鼓点，是师父那张皱纹纵横的脸，是空荡荡的剧场里，七个老人稀疏的掌声。
“你们知道吗？”他忽然说，“我最后一场戏，演的是《赤伶》。”
“什么戏？”热巴问。
“《赤伶》，讲一个民国时期的戏子，在日本人占领的县城里，借唱戏之机炸毁敌军司令部，与敌同归于尽。”沈遂之的声音在水汽中有些缥缈，“我演那个戏子，叫裴晏之。”
他顿了顿：
“最后一场，裴晏之站在台上，唱‘位卑未敢忘忧国’，然后拉响藏在戏服里的炸药。我演那场戏时，台下只有七个老人，但我唱哭了六个。”
刘亦菲的手指停在他肩胛骨的伤疤上：“然后呢？”
“然后我就来北京了。”沈遂之睁开眼，“二十年，我再没唱过戏。”
泳池安静下来，只有水循环系统发出低沉的嗡鸣。
热巴忽然说：“那现在呢？现在想唱吗？”
沈遂之看着窗外。北京的夜空没有星星，只有城市灯火映出的暗红色光晕。远处，国贸三期像一柄直插夜空的利剑，那是他商业帝国的象征——壹心壹意、遂光、申迪影视……无数的头衔，无数的财富，无数的权力。
可他却想起了东北那个破败的剧场，想起了油彩的味道，想起了师父在他临走前说的话：
“小沈啊，你去闯吧。但记住，甭管走多远，你骨子里还是个唱戏的。戏子的魂，丢不得。”
二十年了。
他丢了没？
“我想唱。”沈遂之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就唱《赤伶》。不演电视剧，不拍电影，就站在台上，好好唱一出戏。”
刘亦菲和热巴对视一眼。
“唱给谁听？”刘亦菲问。
“唱给……”沈遂之想了想，“唱给二十年前那个揣着五百块钱来北京的自己。唱给那七个老人。唱给……所有以为沈遂之只会搞流量、玩资本的人。”
热巴笑了，那笑容里有种久违的光彩：“那我们就陪你唱。”
“怎么陪？”
“我弹琵琶。”热巴说，“我小时候学过，虽然十几年没碰了，但捡起来应该快。”
“我吹笛子。”刘亦菲说，“在好莱坞拍《花木兰》时，专门跟老师学的中国笛子。”
沈遂之看着她们，眼眶忽然热了。
他想起2005年，他和刘亦菲拍完第一场对手戏，坐在片场的台阶上吃盒饭。他说：“我其实是个唱戏的。”她说：“那你唱一段给我听听。”
他唱了《霸王别姬》的一段，她安静听完，说：“你唱戏时，眼睛里有星星。”
后来他再没唱过戏。
因为星星，在名利场里太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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