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北京沈遂之私人别墅顶层泳池。
凌晨两点,水汽氤氲如梦境。沈遂之靠在池边,温热的水流包裹着赤裸的上身,肩胛骨处有一道旧伤疤——那是八岁学戏时,师父用戒尺打的,因为他说“唱戏没骨头”。
身后传来水声。
热巴从水中浮出来,湿发贴在白皙的脖颈上,像黑色的藤蔓缠绕白玉。她游过来,手臂环住他的腰,下巴搁在他肩窝:“想什么?”
“想我八岁。”沈遂之说。
“八岁在干什么?”
“在东北戏剧团挨打。”他笑,“每天五点起床,喊嗓子,压腿,学身段。师父说我有副好嗓子,但心太野,唱不了大戏。”
热巴的手指在他腰侧轻轻划着圈:“那后来怎么不唱了?”
“因为没人听了。”沈遂之看向落地窗外北京的夜景,“我从4岁学戏,中间辗转东三省,内蒙,最后被谷建芬发现带到了北京学唱歌”
他顿了顿:
“那年我不到16岁,揣着五百块钱来北京。学歌曲,就是再吃过一个月馒头就咸菜的生活。后来一首拯救天下知,再后来拍戏,再后来……就成了现在的沈遂之。”
热巴沉默着,手臂收紧了些。
另一侧的水花溅起,刘亦菲游了过来。她今天刚从洛杉矶回来,时差还没倒过来,但听说沈遂之和热巴在泳池,穿着泳衣就下来了。
“聊什么呢?”她靠在沈遂之另一侧,水珠顺着锁骨滑进深沟。
“聊他的人生。”热巴说。
刘亦菲笑了,笑容在雾气中有些朦胧:“我知道。2005年我们第一次合作,你在片场休息时,会一个人对着墙练云手。那时候我就想,这个男演员跟别人不一样。”
沈遂之转头看她:“哪里不一样?”
“眼睛里有东西。”刘亦菲伸手,指尖轻触他的眼角,“有一种……丢了什么重要东西的怅惘。”
泳池的水温似乎突然变冷了。
沈遂之闭上眼睛,任由两个女人靠在他身上。水波轻轻晃动,他们的身体在水中若即若离地触碰——热巴的腿蹭着他的小腿,刘亦菲的手臂贴着他的后背。水汽蒸腾,空气里弥漫着氯水的味道和她们身上淡淡的香水味。
这本该是个旖旎的夜晚。
可他脑子里却全是梆子戏的锣鼓点,是师父那张皱纹纵横的脸,是空荡荡的剧场里,七个老人稀疏的掌声。
“你们知道吗?”他忽然说,“我最后一场戏,演的是《赤伶》。”
“什么戏?”热巴问。
“《赤伶》,讲一个民国时期的戏子,在日本人占领的县城里,借唱戏之机炸毁敌军司令部,与敌同归于尽。”沈遂之的声音在水汽中有些缥缈,“我演那个戏子,叫裴晏之。”
他顿了顿:
“最后一场,裴晏之站在台上,唱‘位卑未敢忘忧国’,然后拉响藏在戏服里的炸药。我演那场戏时,台下只有七个老人,但我唱哭了六个。”
刘亦菲的手指停在他肩胛骨的伤疤上:“然后呢?”
“然后我就来北京了。”沈遂之睁开眼,“二十年,我再没唱过戏。”
泳池安静下来,只有水循环系统发出低沉的嗡鸣。
热巴忽然说:“那现在呢?现在想唱吗?”
沈遂之看着窗外。北京的夜空没有星星,只有城市灯火映出的暗红色光晕。远处,国贸三期像一柄直插夜空的利剑,那是他商业帝国的象征——壹心壹意、遂光、申迪影视……无数的头衔,无数的财富,无数的权力。
可他却想起了东北那个破败的剧场,想起了油彩的味道,想起了师父在他临走前说的话:
“小沈啊,你去闯吧。但记住,甭管走多远,你骨子里还是个唱戏的。戏子的魂,丢不得。”
二十年了。
他丢了没?
“我想唱。”沈遂之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就唱《赤伶》。不演电视剧,不拍电影,就站在台上,好好唱一出戏。”
刘亦菲和热巴对视一眼。
“唱给谁听?”刘亦菲问。
“唱给……”沈遂之想了想,“唱给二十年前那个揣着五百块钱来北京的自己。唱给那七个老人。唱给……所有以为沈遂之只会搞流量、玩资本的人。”
热巴笑了,那笑容里有种久违的光彩:“那我们就陪你唱。”
“怎么陪?”
“我弹琵琶。”热巴说,“我小时候学过,虽然十几年没碰了,但捡起来应该快。”
“我吹笛子。”刘亦菲说,“在好莱坞拍《花木兰》时,专门跟老师学的中国笛子。”
沈遂之看着她们,眼眶忽然热了。
他想起2005年,他和刘亦菲拍完第一场对手戏,坐在片场的台阶上吃盒饭。他说:“我其实是个唱戏的。”她说:“那你唱一段给我听听。”
他唱了《霸王别姬》的一段,她安静听完,说:“你唱戏时,眼睛里有星星。”
后来他再没唱过戏。
因为星星,在名利场里太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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