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8日，晚十点，《赤伶》上线第八天。
壹心壹意总部数据监控中心，六块曲面屏上实时滚动着各平台数据。播放量曲线在第八天出现了一个小奇迹——不仅没有回落，反而再次上扬，日增播放量突破两亿。
杨天真站在屏幕前，黑眼圈浓重但眼神发亮：“沈总，人民日报今天第三次报道，教育部有领导打电话来，问能不能把《赤伶》纳入中小学音乐鉴赏课。”
沈遂之坐在监控室角落的沙发里，手里拿着一沓纸质信件——是今天刚收到的戏迷来信。他看得很慢，每一封都要读两三遍。
“戏曲协会那边呢？”他没抬头。
“发了正式邀请函，想请您担任戏曲传承大使。”杨天真顿了顿，“还有三家卫视想做戏曲类综艺，报价都很高。”
沈遂之终于抬头：“推了。”
“都推？”
“都推。”沈遂之站起身，走到窗边。北京的夜空被城市灯火染成暗红，看不见星星，“我做《赤伶》不是为了上综艺。”
监控室的门被推开，热巴走了进来。她刚从上海飞回来，身上还带着机场的疲惫，但妆容精致，西装外套搭在臂弯，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
“数据我看了。”她放下包，走到沈遂之身边，“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
“好到什么程度？”沈遂之问。
热巴接过杨天真递来的平板，快速滑动：“全平台播放量十二亿，是今年所有单曲最高。翻唱版本超过三千个，从专业歌手到普通网友。戏曲相关搜索量增长百分之四百……”
她抬起头，目光直视沈遂之：
“但这只是开始。”
沈遂之看着她：“什么意思？”
“一首歌的热度，最多持续一个月。”热巴放下平板，“一个月后，会有新的热点，新的神曲。到时候，《赤伶》会成为歌单里的一首歌，裴晏之会成为百度百科里的一个词条，戏迷的感动会成为朋友圈里的一条回忆——然后，被遗忘。”
监控室安静下来，只有服务器运行的嗡鸣声。
“那你觉得该怎么做？”沈遂之问。
热巴没有立刻回答。她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写下一个词：
传播生命周期
“任何文化产品都有生命周期。”她在词周围画圈，“歌，一个月。电视剧，三个月。电影，半年到一年。而真正能留下印记的——”
她在最外层写：
文化符号
“是成为文化符号。”热巴转身，“《梁祝》成为文化符号，不是靠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是靠几十年的电影、电视剧、舞台剧、芭蕾舞剧，无数次的重新演绎和诠释。《霸王别姬》成为文化符号，是因为电影，是因为张国荣，是因为它被写进教科书，被放进电影史。”
她走到沈遂之面前：
“《赤伶》现在是一颗种子，发了芽，开了花。但如果想长成树，想活几十年、上百年，想真正成为文化符号——它需要更深厚的土壤。”
沈遂之看着她，眼神复杂。
这个18岁起就跟在他身边的女孩，这个曾经在深夜为他整理剧本、泡咖啡、听他讲戏曲故事的助理，这个后来成为他商业对手、在董事会和他针锋相对的女人——
此刻站在他面前，用最冷静的商业分析，说着最理想主义的话。
“你想怎么做？”他问。
热巴深吸一口气：“影视化。把《赤伶》拍成电影。”
凌晨一点，会议室。
沈遂之、热巴、刘亦菲三个人坐在长桌的三端，像某种微妙的三足鼎立。桌上摊着数据报告、戏迷来信、媒体评论，还有热巴连夜赶出来的《赤伶影视化可行性分析》——足足三十页。
刘亦菲刚下飞机，时差还没倒过来，但眼神清明。她拿起分析报告快速翻阅，越看神色越凝重。
“你想做电影，”她看向热巴，“不是商业片，是冲奖的文艺片。”
“对。”热巴点头，“商业片能赚钱，但改变不了什么。我们要做的，是一部能进电影史，能进教科书，能在国际电影节上代表中国发声的电影。”
沈遂之沉默地翻着报告。热巴把一切都想到了——预算分析、团队搭建、拍摄周期、宣发策略、甚至……风险评估。
“你知道这种电影的风险吗？”他问。
“知道。”热巴说，“不赚钱，可能赔钱。在国内可能被骂‘太文艺’，在国外可能被说‘太中国’。导演难找，演员难选，拍摄周期长，回本周期更长。”
“那为什么还要做？”
“因为值得。”热巴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咬得很重，“沈遂之，你唱《赤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告诉所有人，你没忘本。那现在，我们有机会让这个‘本’，被更多人看见，被更久地记住——为什么不做？”
刘亦菲放下报告，开口了：“我在好莱坞这几年，最深的感触就是——美国人用电影输出价值观。他们拍《拯救大兵瑞恩》，全世界都相信美国大兵有牺牲精神。他们拍《阿甘正传》，全世界都相信美国梦。而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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