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向沈遂之：
“我们拍《长城》，想输出中国文化，结果拍成了四不像。为什么？因为我们太想让人看懂了，太想迎合了，结果丢了自己的魂。”
她顿了顿：
“《赤伶》的魂是什么？是裴晏之，是一个中国戏子在乱世中的风骨。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的精神脊梁。这种电影，不需要迎合，只需要真诚地拍出来——拍给中国人看，拍给全世界看。”
沈遂之闭上眼睛。
他想起了师父。那个在破败剧团里教了他多年戏的老人，拉着他的手说：“小沈，戏比天大，但天底下，已经没人看戏了。”
如果师父在，会怎么说？
会让他把裴晏之的故事，唱给更多人听吗？
会让他把戏曲的美，展现在更大的舞台上吗？
“导演呢？”沈遂之睁开眼睛，“这种电影，对导演要求太高。要懂戏曲，要懂美学，要懂怎么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找平衡，还要……有足够的江湖地位，能镇得住场子。”
热巴和刘亦菲对视一眼。
“有人选吗？”沈遂之问。
热巴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名单——上面列出了中国目前所有一线导演，每个名字后面都有详细的分析：擅长的题材、近年作品口碑、与资本的关系、个人风格……
沈遂之一个个看过去。
陈凯歌——太文人，太重意境，可能拍得太飘。
冯小刚——太市井，太现实，少了戏曲的浪漫。
姜文——个人风格太强，可能会把《赤伶》拍成《让子弹飞》戏曲版。
王小帅、贾樟柯——太文艺，可能曲高和寡。
新生代导演——镇不住场，资方不买账。
看了一圈，他抬起头：“都不合适。”
“还有一个。”热巴说。
她把名单翻到最后一页。
那里只有一个名字，用红笔圈了出来：
张艺谋
2018年4月的张艺谋，正坐在怀柔影视基地的办公室里，对着一份合同发呆。
这是乐视影业送来的新项目——《长城2》的意向书。片酬很诱人，八千万，加上全球票房分成。但他知道，拍了，就是继续走《长城》的老路——被骂向好莱坞妥协，被批丢了中国特色。
窗外的怀柔下着细雨，远处的摄影棚在雨雾中像巨大的灰色积木。他想起1995年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春天，他和巩俐、李保田在苏州的园林里，为了一个镜头的光影能磨一整天。
那时他四十五岁，眼里有火，心里有梦。
现在他六十八岁，眼里的火还在，但被现实的雨水浇得忽明忽暗。
助理敲门进来，端着茶：“张导，乐视那边又来电话了。”
“说什么？”
“说《长城2》的投资方很看好，如果能原班人马，预算可以再加。”
张艺谋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
“还有……”助理犹豫了一下，“新画面的张总也来电话了。”
张艺谋的手一顿。
张伟平。合作了十三年的制片人，最后因为《金陵十三钗》的分账闹翻，对簿公堂，成了仇人。三年没联系了。
“他说什么？”
“他说……听说您在乐视不顺，如果需要，他可以帮忙牵线回新画面。”
张艺谋笑了，笑容里有苦涩。
回去？回哪里去？新画面已经不是当年的新画面，张伟平也不是当年的张伟平。他们之间的裂痕，比《长城》的口碑还难修复。
“推了。”他说，“都推了。”
助理离开后，办公室里只剩下雨声。
张艺谋打开抽屉，拿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那是他的导演手记，从1987年拍《红高粱》开始记的。他翻到1994年，《活着》获戛纳评审团大奖那页。
照片里，年轻的他和葛优、巩俐在戛纳海滩上大笑，手里举着奖杯，背后是地中海湛蓝的天。
那时他说：“电影要拍人的命运，拍时代的呼吸，拍那些在历史夹缝中依然活着的人。”
现在呢？
他拍了《英雄》，拍了《十面埋伏》，拍了《满城尽带黄金甲》，拍了《长城》——一部比一部投资大，一部比一部场面宏，但也一部比一部……离“人的命运”远。
手机震动，是女儿发来的微信：“爸，我听了《赤伶》，哭了。您听听，这才是中国该有的声音。”
张艺谋点开链接。
前奏是简单的琵琶和笛子，然后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不是专业歌手那种圆滑的嗓音，有点粗糙，有点沙哑，但每个字都咬得很重，像要把心掏出来。
“戏一折 水袖起落
唱悲欢唱离合 无关我……”
他闭上眼睛听。
听到“位卑未敢忘忧国”时，他的手微微颤抖。
听到“也曾问青黄 也曾铿锵唱兴亡”时，眼角湿了。
听完，他坐在黑暗里，很久没动。
雨还在下，敲打着玻璃，像某种古老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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