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2002年拍《英雄》时,去敦煌看实景。在莫高窟,一个老画师对他说:“张导,你们拍电影,和我们画壁画一样——都是在石头上种花。花会谢,石头会风化,但种花的人,要相信花会再开。”
那时他不完全懂。
现在,六十八岁,困在乐视的泥潭里,听着《赤伶》,他突然懂了。
石头上的花谢了,可以再种。
但种花的人,不能忘了怎么种。
同一时间,北京沈遂之别墅。
沈遂之站在落地窗前,手里拿着一份关于张艺谋的详细资料——是热巴让申迪的情报部门连夜整理的,从艺术风格到财务状况,从人际关系到近期动向,事无巨细。
“张艺谋离开新画面后,和乐视签了三年五部戏的合约。”热巴坐在沙发上,笔记本电脑放在膝上,“现在已经过了两年,拍了《长城》和《影》,还有三部戏的约。但乐视现在的情况……能不能支撑他拍完都成问题。”
刘亦菲泡了茶端过来:“我听说好莱坞那边,传奇影业对《长城》的票房很不满意,可能不会继续合作。”
沈遂之转身,资料在手里轻轻拍打:“所以他现在是——前有狼(乐视的烂摊子),后有虎(好莱坞的压力),进退两难。”
“正是最好的时机。”热巴合上电脑,“艺术家在困境中最容易被打动,也最容易……做出改变。”
沈遂之看着她,眼神复杂:“你连这个都算计到了?”
“不算计,怎么做商业?”热巴笑了笑,但那笑容里有疲惫,“但这不只是算计。张艺谋确实是目前最适合拍《赤伶》的导演——他懂中国传统美学,懂怎么用镜头讲故事,懂怎么在国际上拿奖。最重要的是……”
她顿了顿:
“他需要一部作品,证明自己还是那个能拍出《活着》《红高粱》的张艺谋。而我们需要一个导演,把《赤伶》拍成能流传下去的电影。这是双赢。”
沈遂之走回沙发坐下,端起茶杯。茶是刘亦菲泡的,温度刚好,茶汤清亮。
“但怎么打动他?”他问,“用钱?张艺谋不缺钱。用名?他已经是中国最着名的导演。”
“用戏。”刘亦菲轻声说。
两个男人都看向她。
“张导是爱戏的人。”刘亦菲说,“我十六岁拍《天龙八部》时,去《十面埋伏》片场探班,看见他在教章子怡甩水袖。一个镜头拍了三十七遍,就为了袖子甩起来的弧度够不够美。那时我就想,这个导演,心里有对美的偏执。”
她看向沈遂之:
“如果你能用戏打动他,用裴晏之的故事打动他,用‘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打动他——他一定会接。”
沈遂之沉默了很久。
茶凉了,他也没喝一口。
窗外,北京的后半夜,城市依然灯火通明。那些光里有无数个故事——成功的,失败的,正在发生的,已经结束的。
他的故事,从东北一个小剧团开始,一路走到这里。
现在,他要往回走。
不是倒退,是回归。
回到那个最初的地方,用最原始的方式,讲一个最中国的故事。
“约他。”沈遂之最终说,“用最传统的方式——写信。我手写。不用公司名义,用我个人的名义。不说商业,只说戏。”
热巴点头:“信里写什么?”
沈遂之走到书桌前,铺开宣纸,研墨——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重要的事,都用毛笔写。
他提笔,蘸墨,悬腕。
第一行:
“张艺谋导演台鉴:
晚辈沈遂之,东北戏班出身,蹉跎二十年,近日重拾旧艺,作《赤伶》一曲。然曲终人散,终觉不足。裴晏之之故事,戏曲之精魂,‘位卑未敢忘忧国’之精神,当以光影载之,方可不朽。
闻导演困于时局,犹记昔年《红高粱》之烈,《活着》之悲,《英雄》之美。今有一戏,愿奉于前——非为商业,非为名利,只为戏。
若蒙不弃,愿当面呈。
后学沈遂之 顿首”
写罢,他放下笔,看着未干的墨迹。
热巴走过来,看着信,忽然说:“你写‘困于时局’,不怕得罪他?”
“艺术家最怕的不是困局,是没人懂他的困局。”沈遂之说,“我懂,所以我要说出来。”
刘亦菲拿起信,轻轻吹干墨迹:“我陪你一起去送。”
“不。”沈遂之说,“我一个人去。这是戏班子的规矩——拜师学艺,要一个人,诚心诚意。”
三天后,怀柔,雨还在下。
沈遂之一个人开车来的,没带助理,没带司机。车是普通的黑色SUV,停在影视基地门口时,保安都没认出来。
他穿着简单的黑色夹克和牛仔裤,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那封信,还有一盘磁带,是师父留给他最后一场《赤伶》的现场录音。
张艺谋的助理在门口等他,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眼神谨慎:“沈总,张导在办公室等您。但他今天心情不太好,乐视那边又来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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