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初的北京，初雪刚过。
沈遂之站在壹心壹意总部的落地窗前，手里端着一杯热茶。窗外，CBD的霓虹在冬夜里明明灭灭，像这座城市永不疲倦的呼吸。
《赤伶》的后期制作已进入最后三个月，张艺谋整天泡在中影的数字中间片调色棚里，韩三平则在为电影的国际发行奔走。而沈遂之，在经历了东北之行后，正在尝试一种新的生活节奏——每天工作八小时，其余时间用来学戏、读书、思考。
手机震动，是张艺谋发来的三人群聊消息：
“皮埃尔·莱斯库尔来北京了，私人行程。明晚在我家，老韩和遂之都来。”
皮埃尔·莱斯库尔，戛纳电影节主席。这位七十岁的法国老人，是张艺谋三十年的老朋友，也是将中国电影推向世界舞台的重要推手。
沈遂之回复：“几点？”
“七点。穿随意点，家宴。”
退出聊天界面，沈遂之翻了翻未读消息。热巴发了《赤伶》后期进度报告，刘亦菲分享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新展的链接，赵丽颖询问戏曲基金会的合作细节，林允儿用韩语发来问候，高圆圆转了一篇关于民国女性史的文章，刘诗诗说在学昆曲，杨幂在问公司年会安排，陈瑶发了段自己练戏的视频……
八个女人，八种风格，八条未读。
沈遂之忽然意识到，从东北回来后，他一直在刻意与她们保持距离——不是冷漠，而是一种审视。他在重新认识她们，也在重新认识与她们的关系。
师父说：“戏子无情，因为情都给了戏。”
但他终究不是裴晏之，做不到把所有的情都给了戏。
他放下手机，看着窗上映出的自己——马上进入三十六岁，眼角有细纹，但眼神比半年前清澈。像浑浊的水沉淀后，终于看得见底。
第二天傍晚，西山脚下的一处四合院。
张艺谋的家朴素得不像国际大导的居所——青砖灰瓦，竹影摇曳，院子里种着柿子树，冬日的枯枝上还挂着几个没摘的红柿。
沈遂之到的时候，韩三平已经在了，正和张艺谋在茶室下围棋。两位老人对坐，棋盘上黑白交错，像他们四十年的交情——既是战友，也是对手。
“来了？”张艺谋抬眼，“坐。皮埃尔飞机晚点，还要半小时。”
沈遂之坐下，看棋。韩三平执黑，张艺谋执白，局势胶着。
“遂之会下棋吗？”韩三平问。
“会一点，不精。”
“下棋和拍戏一样，”张艺谋落下一子，“要算，但不能只算。要有直觉，有呼吸，有……留白。”
正说着，门外传来汽车声。
皮埃尔·莱斯库尔来了。
法国老人穿一件深蓝色羊绒大衣，围着灰色围巾，银发梳得一丝不苟。他先与张艺谋拥抱——两人身高相仿，拥抱时像两棵老树交缠。
“艺谋，十年没来你家了。”皮埃尔的中文比想象中好，带着法国口音，但清晰。
“你十年没来中国了。”张艺谋笑，“这位是韩三平，这位是沈遂之。”
皮埃尔与韩三平握手时说了句法语，韩三平笑着用法语回应。轮到沈遂之，皮埃尔仔细打量他：
“沈先生，我们虽然没见过，但我很熟悉你。《小丑》在威尼斯的时候，我是评审团成员之一。你的表演让我们争论了三个小时——该不该把最佳男演员给一个非英语表演？”
沈遂之微微鞠躬：“承蒙厚爱。”
“不是厚爱，是应该的。”皮埃尔说，“好的表演就是好的表演，不分语言，不分国界。”
四人入座，张艺谋的夫人端来茶点，然后安静退下。
皮埃尔开门见山：“我这次来，是为《赤伶》。”
他取出一个牛皮纸文件夹，里面是戛纳电影节2020年的初步策划方案。翻到某一页，上面用法文写着“竞赛单元候选：《赤伶》（中国）”。
“我希望《赤伶》参加明年戛纳的主竞赛单元。”皮埃尔说，“不是展映，不是‘一种关注’，是主竞赛。角逐金棕榈。”
茶室里安静了几秒。
韩三平先开口：“皮埃尔，你知道这部电影的题材有敏感性。民国、抗战、戏曲……在国际语境下，可能会被过度政治解读。”
“我知道。”皮埃尔点头，“但我看过了——艺谋寄给我的加密文件。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一部政治电影，这是一部关于人的电影。关于一个戏子在乱世中如何坚守艺术，如何用生命完成最后一次表演。这种主题，是全人类共通的。”
张艺谋慢慢倒茶：“技术上说，来得及吗？后期还有三个月。”
“五月底前完成最终版，就能赶上戛纳的最终评审。”皮埃尔说，“我知道时间紧，但值得。因为这部电影，有改变一些东西的力量。”
他看向沈遂之：“沈先生，你觉得呢？”
沈遂之一直在静静听。此刻被问到，他放下茶杯：
“皮埃尔先生，我有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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