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4日清晨，戛纳卡尔顿酒店。
地中海的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洒在酒店套房的阳台上。沈遂之站在栏杆前，手里握着一枚温润的玉佩——那是师父赵青河临终前留给他的，上面刻着四个小字：“戏比天大”。
“师父，”他对着东方的天空轻声说，“今天，您的戏要唱给世界听了。”
玉佩在晨光中泛着温润的光泽，像是某种回应。
身后传来脚步声，沈遂之迅速收起玉佩。赵丽颖端着两杯温水走过来，递给他一杯：“又是一夜没睡？”
“睡了两个小时。”沈遂之接过水杯，两人的手指短暂相触，“你呢？”
赵丽颖没有回答，只是靠在他身边的栏杆上，看向远处的电影宫。她的侧脸在晨光中轮廓分明，三十三岁的女人，眼神里既有少女的憧憬，也有战士的坚定。
“沈老师，”她忽然说，“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记得。”沈遂之点头。
“那时候我二十岁，你二十四岁。”赵丽颖笑了，“你教了我一切”
沈遂之也笑了：“你现在早就不问了。”
“因为我知道了答案。”赵丽颖转头看他，“答案不在别人手里，在自己心里。就像裴晏之——他不需要别人告诉他该不该赴死，他心里早就有了答案。”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海鸥的叫声从远处传来。
“紧张吗？”沈遂之问。
“紧张。”赵丽颖诚实地说，“但更多的是……骄傲。为中国电影骄傲，为我们这个团队骄傲。”
“我也是。”
早餐的铃声响起。
下午三点，戛纳电影宫新闻发布厅。
当《赤伶》团队走进大厅时，全场响起了礼节性的掌声。但沈遂之敏锐地察觉到，这掌声背后是审视、质疑、以及西方媒体惯有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好奇。
张艺谋坐在主席台中央，左侧是沈遂之，右侧是韩三平（视频连线）。热巴、刘亦菲、赵丽颖、杨天真坐在侧席——这是组委会的特别安排，为了强调“这部电影的女性力量同样重要”。
主持人蒂埃里·弗雷莫用流利的英语开场：“女士们先生们，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迎来了一部特殊的电影。它来自中国，讲述1937年的故事，却与我们今天的世界息息相关。现在，请开始提问。”
第一个问题来自《纽约时报》：
“张艺谋导演，您的电影常常被西方解读为对中国政府的隐喻。这次《赤伶》中戏子对抗侵略者的情节，是否在暗示当今国际关系中的某些紧张？”
问题很尖锐，全场安静。
张艺谋推了推眼镜，用中文回答，同声传译实时翻译：
“我拍的是人。1937年的中国人，在绝境中如何保持尊严。这种主题，在二战时的法国、在越南战争时的美国、在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都存在。如果您非要从政治角度解读，那我只能说——艺术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超越政治，直指人类共通的情感。”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
“在座的各位，你们的祖辈可能经历过战争，经历过压迫。他们当时的感受，和1937年的裴晏之是一样的。这就是电影的魔力——让我们穿越时空，感受彼此。”
第二个问题抛给沈遂之，来自法国《世界报》：
“沈先生，你从好莱坞回到中国拍这部电影，是否意味着你艺术追求的转向？裴晏之这个角色，和你之前演的西方角色有什么本质不同？”
沈遂之调整了一下话筒，用英语回答：
“裴晏之让我回到了二十岁以前——那时我是一个戏曲演员。戏曲讲究‘程式’，每个动作、每个眼神都有固定的规矩。但正是这种‘规矩’，给了演员最大的自由。”
他看向台下的记者们：
“在好莱坞，我学会了西方的表演方法。但拍《赤伶》时，我发现最打动我的，还是戏曲里那种‘戴着镣铐跳舞’的美。裴晏之不是超级英雄，是普通人。他的选择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他会害怕，会犹豫，最后却依然选择了尊严。”
第三个问题针对女性团队，BBC记者问：
“这部电影中女性角色非常突出。现实中，你们三位女演员也深度参与了创作。请问，女性视角如何影响了这部电影的最终面貌？”
热巴先回答，她的英语流利自信：
“电影中的女学生、歌女、女记者，都在乱世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不是对男性的附庸，是独立的女性意识。就像现实中的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不是被动等待救援的弱者，是主动组织援助的行动者。”
刘亦菲接着说：“东方电影中的女性常常被简化成符号。但在《赤伶》里，女性是有思想、有行动力、有自己判断的人。这种塑造，是对中国女性的真实写照。”
赵丽颖最后说，她的英语带着口音，但每个字都用力：
“我演的白露，表面是风尘歌女，内心却有自己的道。她最后的选择，不是为了爱情，是为了自己相信的东西。这让我想到——女性不需要被拯救，我们只需要被看见，被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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