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半岛南部地区，高句丽时常征伐与唐朝关系密切的新罗、百济，断绝它们入唐朝贡的交通，致使新罗、百济不得不数次派使臣入唐，诉告高句丽王“建武闭道，使不得朝，且数侵入”。高句丽的这些举动，逐渐动摇着唐朝统治集团对高句丽政权的信任，时常对高句丽产生种种疑虑。同时，唐朝统治集团对高句丽的警惕和戒备心理，也在不断加强。因此，唐朝十分留心高句丽政权的动向。贞观元年，李世民即位后，在继续维持与高句丽关系的同时，开始逐步调整唐高祖时期对高句丽的政策，注意压制高句丽的气势，暗中派人搜集高句丽的军事情报，为征伐高句丽做准备。
贞观十四年二月，高句丽“遣世子桓权入唐朝贡”，李世民予以非常厚重的赏赐。次年，李世民借桓权朝贡之机，派遣郎中陈大德前往高句丽以示慰劳，其目的是摸清高句丽的军事部署及军事实力。
贞观十六年，高句丽大臣泉盖苏文杀死荣留王，另立荣留王的侄子宝臧王，这种弑君叛逆的行为，使荣留王时期与唐朝维持了长达三十余年的亲唐政策及与唐朝的友好关系，走到了尽头。唐朝对高句丽的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由唐朝初年接受高句丽的称臣纳贡，发展到军事征伐高句丽的阶段。从贞观十九年开始，李世民调集军队，连续三次对高句丽展开大规模的军事征伐，攻城略地，给高句丽以沉重打击，为唐朝最后灭亡高句丽奠定了基础。
贞观八年，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遣使人贡”，作为回应，李世民亦于同年“遣行人冯德遐往抚慰之”。至此，唐朝与吐蕃之间正式拉开了交往的序幕。但好景不长，贞观十二年因和亲受拒，松赞干布率军入侵唐朝，唐蕃之间爆发了松州之战。唐蕃此次交锋的最终结果据《旧唐书·吐蕃传上》的记载，唐朝阔水道行军总管牛进达领兵“自松州夜袭其营，斩千余级”，使得松赞干布“大惧，引兵而退，遣使谢罪。”“俄而吐蕃连年同破吐谷浑，党项、白兰诸羌，率众入寇松州，遂约和亲，自是宾服。”
松州之战的发生使得吐蕃认识到自己与唐朝仍有一定的差距，也使得唐朝认识到自已并不能一劳永逸的消灭吐蕃。不过，唐朝此时的战略重点主要放在北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对于西南地区更多的是奉行一种防守型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希望通过和亲的方式和吐蕃之间建立翁婿关系，而将吐蕃纳人到自己的羁朝贡体系中，以缓解自己的边境压力，集中精力去应对突厥、西域和高句丽等中原王朝的传统敌人。对于吐蕃一方来讲，与唐朝和亲对其更是百利而无一害，一方面通过与唐朝和亲可以转移唐朝视线，为自己稳定国内政治和进一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可以通过和亲从唐朝引进先进技术，提升自己的实力。缘此，双方就和亲问题达成一致，也因此才会出现吐蕃再次请婚，唐朝采取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态度的情形。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标志吐蕃被正式纳入到唐朝的羁糜朝贡体系之下。
武德二年，唐高祖为了击灭李轨，攻取河西之地，遣使至吐谷浑，与吐谷浑相约东西夹击李轨。双方在库门交战。事后，伏允可汗多次遣使入唐朝贡，向高祖上书，要求遣返伏允之子慕容顺。为了笼络吐谷浑，唐高祖将慕容顺遣送回吐谷浑。自从慕容顺被放回后，伏允没有了后顾之忧，加之唐朝初建，政权尚不稳固。吐谷浑借此机会联合党项诸族不断地寇扰唐朝的边境。从武德三年至贞观八年，吐谷浑连年袭扰抢掠唐境，见于记载的多达二十多次。连年的侵扰，使唐统治者下决心用军事手段解决吐谷浑连年侵扰的问题。唐初，吐谷浑和党项经常联合起来袭扰唐境。这让唐朝统治者意识到要想驯服吐谷浑，必先分化吐谷浑和党项联盟。因此，李世民即位不久，就展开了招抚吐谷浑盟友党项的举措，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李世民的召抚政策使原臣属于吐谷浑的许多党项部落，甚至吐谷浑亲信的党项部落纷纷转附于唐朝，吐谷浑王国的处境变得十分艰难。贞观八年十二月，李世民拜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帅六路大军共约十万人马，兵分五路大举讨伐吐谷浑。这次西征吐谷浑，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以前北魏、北周及隋发动的对吐谷浑的战争规模。这场战争以唐朝的大获全胜而结束，唐将李大亮穷追伏允至突伦碛，伏允为部下所杀。李世民保留了吐谷浑的王统，封伏允的儿子大宁王慕容顺为西平郡王，统治吐谷浑。慕容顺统治吐谷浑不过十日即为其部下所杀，唐朝遂立慕容顺之子诺易钵为吐谷浑主，井派遣侯君集率军入吐谷浑平息叛乱，安定吐谷浑。从此，唐朝的势力进一步深入吐谷浑，使之名副其实的成为唐的属国。
从文献记载来看，迟至西晋，百济已经与中原王朝确立了朝贡关系，且贡赐频繁。但百济不仅与高句丽有隙，与同处朝鲜半岛南端的新罗更是“世为雠敌，数相侵伐”。对此，李世民即位之始曾赐百济王玺书，明确表达了唐朝的政治态度，主要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唐朝承认百济王对于“东藩”的统治，对百济“职贡相寻”的“忠款”表示满意和鼓励；二是，新罗是唐朝“藩臣”，唐对于百济向新罗示以兵威“征讨不息”颇为不满；三是，唐朝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态度是希望三方彼此“通和”、相互“辑睦”，百济停止“兵革”，保持和平。对于唐天子的劝说，百济王扶余璋表现出两面性的政治态度：一方面，遣使奉表陈谢，“外称顺命”；另一方面，对新罗“相仇如故”。百济的阳奉阴违对于构筑天下秩序的唐朝而言，是公开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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