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户部黄册库最深处的铁皮柜里，锁着三卷特殊的册籍。程允执接过老库吏递来的铜钥匙时，能感到匙齿上那些细微的磨损痕迹——不是正常开锁的摩擦，而是经年累月被同一双手颤抖着插入、却从未真正拧动过的犹豫所留下的圆润。钥匙入锁，“咔嗒”一声轻响在空旷的库房里格外清晰，仿佛打开了某个尘封百年的叹息。
柜中册籍的封皮不是寻常黄册的明黄色，而是一种沉暗的、接近淤血的绛紫。第一卷封面上写着《洪武二十四年军户逃籍录》，程允执的手指刚触到书脊，那些已经被虫蛀酥的线装处就簌簌落下暗褐色的碎屑——不是纸张，而是干涸的血渍与尘土的混合物。翻开册页，密密麻麻的名字旁都用朱笔批注着“逃”“死”“绝”，许多名字上又用墨笔叠写着“补”“替”“顶”，字迹层层覆盖，像一片被反复践踏的雪地。
“这是‘死册’。”老库吏的声音在昏暗中发颤，“人死了，名还在；户绝了，籍还在。因为军户缺额要补，匠户空缺要填，地方官怕朝廷追责，就...就让活人顶死人的名，让新户补旧户的缺。”他指着某页上一个被朱砂圈了三次的名字，“您看这个‘赵武’，洪武二十四年报逃，永乐二年补了个同姓的佃户顶上。可那佃户不会武艺，被派到边镇第二年就死了，地方又找了个流浪汉顶替...”
伯颜帖木儿正在查看旁边那卷《匠户消乏册》。蒙古贵族的目光停在一行记录上：“苏州织染局匠户周阿巧，正统十二年病故，无子。局大使报‘子幼’，令其侄周大顶籍。”他抬头问：“这周大学会织染了吗？”
老库吏苦笑：“周大是个跛子，连织机都坐不稳。可匠籍制度，户绝了就要找同宗顶上，不同也得顶。顶了籍，就要服役，不会手艺就做杂役，做杂役就误工，误工就受罚...最后周大不堪其苦，前年投了河。”
其其格带着户部清吏司的算手在核对最新的《民户流移录》。小丫头很快发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仅景泰元年，各地上报的“流民”就达四十七万。而按黄册制度，这些人理论上都应该在原籍有田可耕、有屋可居。“可实际上，”她指着册上那些潦草的批注，“很多人是田被兼并了，屋被冲垮了，在原籍活不下去，才不得不流亡。”
三日后文华殿议事，当程允执摊开这三卷“死册”并提出改革户籍制度时，兵部尚书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程部堂！军户世袭，乃太祖定制！若军户可随意改籍，谁还愿守边？谁还愿打仗？”
“可如今守边打仗的，有多少是真军户？”程允执翻开《军户逃籍录》的某一页，“大同左卫，在册军户一千二百，实际在伍的只有八百。那四百个缺额，有顶籍的佃户，有雇来的流民，甚至有...卫所军官私蓄的家丁。”他顿了顿，“这样的‘军户’，真能打仗吗？”
户部尚书沈固则担心另一件事：“户籍一乱，税赋徭役就乱。若放任人口流动，今年这县报灾要减免，明年那府说人丁逃亡要蠲免——朝廷的税基何在？徭役何人承担？”
“所以下官要改的不是‘废除户籍’，是‘活化户籍’。”程允执展开一幅新绘的《户籍流转图》，图上用不同颜色的线条标注着人口可能的流动路径，“军户子弟若实在不善武艺，可申请转‘余丁籍’，专司屯田或军械制造；匠户无传人，可纳‘匠班银’抵役，让会手艺的人来补缺；民户流亡，原籍田产可保留三年，若在新地垦荒落户，给予‘新籍帖’，暂免赋役...”
伯颜帖木儿忽然开口：“草原上部落迁徙，不会所有人都走。老人、孩子留在旧牧场，青壮去寻新草场。找到好地方了，再回来接族人。如果硬要所有人绑在一起走，老的累死，小的饿死，壮的也走不远。”他看着殿中众人，“户籍...是不是也该学会‘分开走’？”
这个“弹性流动”的思路成了破局关键。程允执提出的户籍新制中，最核心的是三条：一是设立“转籍通道”，允许特殊情况下改换户籍类别，但需经严格审核；二是推行“寄籍制度”，人口短期流动可在流入地登记“寄籍”，承担部分赋役，享受基本权益；三是建立“原籍保留制”，流动人口的原籍田宅保留一定年限，防止土地被兼并。
“不是要让人乱跑，”程允执在给各州府的文告中写道，“是要让人在不得不跑时，有条活路可走。”
然而真正的难题在实施细则。转籍的标准如何定？寄籍的赋役怎么算？原籍保留会不会导致土地抛荒？其其格带着统计司的学生，选了几个流民聚集的州县做调研。
在凤阳府某县，他们遇到了一个典型家庭——军户老张，三个儿子：大儿子残疾，无法从军；二儿子善于木工，却因为是军户不能入匠籍；三儿子是个读书种子，可军户子弟科举受限。按现行制度，这一家要么全部困死，要么全部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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