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阁东庑那排存放历代《灾异录》的架格深处，霉尘在冬日稀薄的阳光里浮沉如金屑。其其格踮脚取下最上层那册《正统十年北直隶水患赈济实录》时，封皮在指尖应声碎裂成几片褐色的纸蝶，露出内页边缘被蠹虫蛀成锯齿状的惨状。小丫头小心地将碎片拢在掌心，就着窗光辨认上面残存的墨迹——“霸州、文安、大城三县，淹田十万七千亩，漂庐舍九千四百间，饥民五万……”后面的数字被虫蛀空了，只留下一个触目惊心的空洞。
“这是九年前的灾情。”程允执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老臣的手抚过旁边几册同样残破的记录，“永乐十八年山东蝗灾，宣德七年河南大旱，正统五年江西疫病……每一场大灾，朝廷都派了钦差，拔了钱粮，可你看这里——”他的指尖停在《正统十年录》末页的一行小字上，“‘十一月，霸州复报饥民啸聚抢粮，伤巡检一、差役三，乱平，斩首七人’。”
其其格愣了愣：“不是已经赈济了吗？”
“赈济了。”程允执翻开另一册《户部钱粮出纳档》，找到对应条目，“朝廷拨了八千石米、三千两银。可你看发放记录——十月十五日发霸州，十一月二十日才到文安县。中间这三十五天，米在官仓里，饥民在野地里。”他顿了顿，“等米到了，已经饿死了一批，抢粮闹事的又死了一批。”
库房深处传来伯颜帖木儿翻动卷宗的窸窣声。蒙古贵族抱着一摞泛黄的舆图走出来，在长案上摊开最大的一张——是北直隶水系图，墨线勾出的河道旁用朱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此处堤矮三尺”“此处闸朽”“此处河道淤塞八十丈”。
“草原上狼群追黄羊，”伯颜帖木儿的手指在图上缓缓移动，“黄羊不会等着狼来，会提前往水草好的地方跑。因为跑晚了，就死了。”他抬头看向程允执，“你们的灾民，就像等着狼来的黄羊。灾报了，粮拔了，可粮到的时候，人已经饿得等不住了。”
问题在三天后的文华殿小朝会上被正式提出。程允执将几册残破的灾异录和那张标注详尽的舆图呈上时，殿内炭盆噼啪的炸响都显得突兀。
“臣查近三十年大灾记录三十七起，”程允执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里带着回响，“自灾情初报到朝廷决议，平均耗时十八日；自决议下达到钱粮出库，平均耗时十二日；自出库到运抵灾区，又因道路、天气、胥吏拖延，平均耗时二十五日。前后合计，至少要五十五日，灾民才能见到第一粒赈灾粮。”
他顿了顿，从袖中取出一本薄册：“而五十五日，足够让一个壮年男子饿成骸骨，让一个村庄易子而食，让一场天灾酿成人祸。”
兵部尚书于谦眉头紧锁：“程阁老所言甚是。可灾情传递、钱粮调运，皆需时日。驿站快马六百里加急，从北直隶最南端报到京师也要三日；漕粮从通州仓调拨，装船、运输、卸货，更非旬日可成。此乃物理之限，非人力可违。”
“那便改这个‘物理之限’。”说话的是太子朱见深。年轻的太子因伤未愈，脸色仍显苍白，但眼神清亮，“既然知道哪里会发水、哪里会生旱，为何非要等灾发了才动？为何不能提前备粮于要害之处？既然驿站传递太慢，为何不能设专用于灾情的快道？”
殿内一阵沉默。打破沉默的是伯颜帖木儿——他作为理藩院代表列席，此刻用生硬的汉语说：“草原上各部落放牧，会在冬营地提前囤够三个月的草料。不是等雪来了才去找草，是算准了雪会来，提前准备好。”他看向舆图，“汉地州县，难道算不出哪里容易发水、哪里容易生旱？”
这话点醒了程允执。退朝后，他立即带其其格和几名户部、工部的主事，直奔南京后湖的黄册库。在那里，他们调阅了天下各府州县的《地理志》《水利志》《气候录》，结合近五十年的灾异记录，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灾害预判梳理”。
其其格负责的数据整理很快呈现出惊人的规律：河南开封府，每七到八年必有一次大涝；山东兖州府，每五年左右会有一次蝗灾；北直隶河间府，每遇春旱必引发夏荒……这些规律地方官并非不知，但官员任期短则三年、长不过六年，往往存着“任内未必遇上”的侥幸，谁也不愿费时费力去做那“未必用得上”的准备。
“所以需要一套不依赖官员自觉的规矩。”程允执在三天后的第二次朝会上提出了《灾害应急响应新制》草案。草案的核心有三条：
其一，设“灾情直通快道”。在各省择要害州县设“急报站”，专司灾情传递。站内常备三班驿卒、六匹快马，凡接灾报，即刻换马飞驰，昼夜不息，确保十二时辰内报至省府，三十六时辰内报达京师。传递路线不经过寻常驿站，避免公文积压。
其二，建“应急仓廪体系”。在灾害频发区域，于非灾年份逐年增建“预备仓”，由户部直管，地方不得挪用。仓内存粮按“该县人口三月之需”定额储备，每年秋后查验、轮换新粮。一旦灾发，不必等待朝廷调令，知府即可开仓赈济，事后再补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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