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初冬的早晨，天空是那种洗过的、干净的灰蓝色。车驶入位于京郊的北京音乐学院时，道路两旁高大的银杏树叶已落尽，遒劲的枝干伸向天空，在晨光中投下简洁有力的影子。空气里有种校园特有的、混合着书卷气、隐约琴声与年轻荷尔蒙的味道，清冷而蓬勃。这气味瞬间将秦默拖回了二十年前的某个同样清冷的早晨，那时他还是个背着二手吉他、眼神里混杂着憧憬与惶恐、匆匆穿过这些梧桐树去蹭课的青涩少年。
受邀回母校演讲的念头，是他在“闭关”期间主动提出的。没有通过团队，他直接联系了当年一位虽未直接授课、却在他最困顿时给过一碗热汤和几句点拨的老教授。消息传出，校园内外都小小震动了一番。毕竟，如今的秦默早已不是那个需要蹭课的学生，而是校方荣誉墙上最耀眼的校友之一，是无数怀揣音乐梦想的学子心中的传奇与标杆。
演讲安排在学院最具历史感的老音乐厅。哥特式的拱顶，深色的木质墙板，空气里沉淀着经年累月的松香、灰尘与无数场演出留下的、无形的声波印记。秦默没有走贵宾通道，他让车停在远处，自己步行穿过校园。偶尔有抱着乐谱匆匆走过的学生认出他，发出压抑的惊呼，远远地用手机拍照，或投来混合着崇拜与好奇的目光。秦默对他们点头致意，脚步未停。他需要重新感受这片土地的气息，感受那些目光中熟悉的炽热与迷茫。
后台，当年那位已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拉着他的手，手有些抖，眼神却依旧清亮：“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下面那些孩子，现在心里都躁得很，你给他们讲讲，讲讲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老教授用了“熬”这个字，让秦默心头一暖。
主持人的介绍词华丽而冗长，罗列了他所有的成就与头衔。当秦默从侧幕走上那个他曾仰望过无数次、却从未敢想自己能站上去的讲台时，台下黑压压的坐满了人，过道和门口也挤满了学生。掌声如同骤起的风暴，几乎要掀翻古老的穹顶。闪光灯在台下闪烁。他看到了无数张年轻的面孔，有兴奋，有期待，有审视，也有和他当年一样的、小心翼翼的向往与不安。
他走到讲台后，没有立刻开口，只是静静地看着台下。掌声渐渐平息，化作一种屏息般的寂静。他调整了一下老式的麦克风，发出轻微的嗡鸣。
“谢谢母校，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他的开场白极其简单，声音透过音响传出，带着他特有的沙哑和平静，“站在这里，感觉很……奇妙。二十年前，我坐在下面，大概……那个位置，”他随意指了个方向，“听一位当时我觉得高不可攀的音乐家演讲，心里想的是：‘我什么时候能像他一样？’ 今天，我站在了这里，但说实话，我心里想的，可能和当年坐在下面的我，期待听到的，不太一样。”
台下发出一阵轻轻的笑声和骚动。
“来之前，团队给我准备了稿子，很精彩，充满了励志金句和成功心得。” 秦默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对着镜头示意了一下，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它慢慢撕成两半，放在讲台上。“但我想了想，那些话，也许能给你们三分钟的热血，但解不了你们心里真正的渴，也化不开你们可能正在经历的、那种粘稠的迷茫和焦虑。”
台下的寂静更深了，所有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
“我不是来教你们如何‘成功’的。” 秦默的目光扫过全场，“因为如果‘成功’意味着我过去这一年所经历的那些——无数的奖项、赞誉、身价、曝光度，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的疲惫和时不时冒出来的、‘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的虚无感——那我可能不是个好榜样。”
这番坦诚到近乎“自毁”的开场，让台下所有人都愣住了，连校方领导和前排的嘉宾都露出了惊讶的神情。后台的胖子急得直跺脚，孙总监则微微蹙眉。
“我花了很长时间，走了很远的路，才爬到今天这个被很多人称为‘成功’的位置。但最近，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个进入了一片繁华却陌生森林的旅人，手里拿着标注了各种‘宝藏’位置的地图，却忘了最初为什么要走进这片森林。” 秦默的语气很平缓，像在叙述一件别人的事，“我们被太多声音告诉要‘成功’：要拿奖，要出名，要变现，要数据漂亮，要成为标杆。这些目标本身没有错，但它们像一层又一层的标签，贴在我们身上，有时候贴得太厚，会让我们忘了自己原本的体温和心跳。”
他讲起了自己最初的时光，在简陋的地下室排练，啃着冷馒头修改demo，被无数个场合拒绝，那种纯粹因为热爱而生的、近乎愚蠢的坚持。也讲起了“逆光”音乐节时的背水一战，格但斯克船坞里的清唱，在纽约录音棚里与埃文斯团队的激烈争吵。他分享的不是高光时刻，而是那些窘迫、挣扎、自我怀疑、甚至失败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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