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九年，三月十八。
日本，长崎。
春雨绵绵，润湿了长崎城的石板街道。城西新落成的“日本总督府”是一座融合了唐式与和式风格的建筑群，飞檐斗拱间点缀着精巧的唐破风，庭院里几株樱树刚吐出嫩芽，在细雨中摇曳。
正堂内，十七岁的朱允熥端坐主位。他穿着御赐的麒麟服——这是朱元璋特赐日本总督的仪制，以示“镇守一方，教化万民”之责。虽然面容还带着少年的稚嫩，但眼神已沉淀出超越年龄的沉稳。
堂下左右，分列着两班官员。左边是以张衡、徐增寿为首的大明官员，右边则是以岛津久丰之子岛津忠国、大友弘之弟大友亲世为首的归附日本士族代表。
“诸君，”朱允熥开口，声音清朗，“今日召集诸位，是为颁布《日本布政令》。”
他示意文书官。两名文书展开一卷三尺长的黄绢，朗声诵读：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日本既归王化，当行新政。兹定《日本布政令》十七条，昭告四方，咸使闻知。”
“第一条：日本全境，行大明律。原有律令，凡与大明律抵触者，一律废止。”
“第二条：公文往来，学堂教授，皆用汉字。原有文字，可并行使用，但汉字为尊。”
“第三条：统一度量衡。废贯、匁、升等旧制，行斤、两、斗、升新制。所有衡器，需经官府校验。”
“第四条：通行大明宝钞及银元。原有钱币，限期兑换，逾期作废。”
“第五条：兴办学堂。凡八岁以上孩童，无论男女，皆需入学。免三年学费，课本由官府提供。”
一条条念下去，日本士族代表们的脸色越来越凝重。当念到“第六条：寺庙、神社需重新登记，僧侣、神官需通过汉学考试，方可执业”时，终于有人忍不住了。
“总督殿下！”一位年约五十、身着浅葱色直垂的士族站起身，他是原九州探题今川了俊的堂弟今川义元，“新政……是否过于严苛？日本自有法度，自有文字，自有信仰。若一概废除，恐伤民心啊！”
堂内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朱允熥。
年轻的皇孙放下茶盏，目光平静地看向今川义元：“今川大人以为，何为‘民心’？”
今川义元一愣。
“是士族之心？还是百姓之心？”朱允熥站起身，走到堂中，“本宫自抵长崎以来，走访街巷二十七次，与百姓交谈四百余次。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是赋税能不能再轻些，是孩子能不能读书识字，是生病了有没有医馆可去。”
他环视众人：“而诸位关心的，是家学能不能传承，是信仰能不能自由，是文字能不能保留。本宫问诸位——若百姓饭都吃不饱，你们那些家学、信仰、文字，又有何用？”
这话直白而尖锐。
“殿下，”大友亲世小心开口，“下官并非反对新政，只是……可否循序渐进？比如文字，可否允准汉字与和字并行？比如律法，可否先择要推行？”
“大友大人说得有理。”朱允熥点头，“所以本宫决定：公文、科举用汉字，但民间书信、文学创作，可并行使用和字。大明律中，杀人、抢劫、贪污等重罪条款立即施行，但婚姻、继承等民事条款，可逐步过渡。”
这是折中，也是妥协。
今川义元还想说什么，岛津忠国拉住了他——这位萨摩藩少主，在鹿儿岛之战后见识过大明的武力，态度最为恭顺。
“下官以为，”岛津忠国出列道，“新政之要，在于惠民。若百姓得利，自然拥护。建议在推行新政时，先做几件让百姓看得见好处的事。”
“说得好。”朱允熥赞许道，“本宫已下令：第一，自本月起，田赋降至三十税一，徭役减半；第二，在长崎、博多、江户三地设立官办医馆，平价诊疗；第三，招募工匠，修筑道路、水渠，以工代赈。”
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处，让在场的日本士族也无话可说。
会议持续了整整两个时辰。结束时，春雨已停，阳光穿透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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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后，长崎城东，“皇明第一学堂”。
这是日本第一所完全按大明规制建立的学堂，占地二十亩，有教室二十间，操场、食堂、宿舍一应俱全。今日是开学第一天，本该热闹非凡，但学堂门口却冷冷清清——只有十几个衣衫褴褛的孩童，在父母忐忑的陪伴下前来报到。
学堂山长沈度站在门口，眉头紧锁。他在九州推行汉学已有经验，但日本的阻力显然更大。
“沈先生，”助手低声道，“城里都在传，说学堂教汉文是背弃天照大神，学了汉文的孩子，死后进不了神社。”
又是这套说辞。沈度想起在九州时，僧侣们也是这么说的。
“那些大户人家的子弟呢？”他问。
“一家都没来。”助手苦笑，“他们的孩子都在家塾读书，学的是和歌、汉诗、茶道。听说……几家大寺的住持联合发话，谁送子弟来官办学堂，就断绝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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