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震从灰砖楼下来时天刚蒙蒙亮。
值班室门口站着老周。他没擦车,没端搪瓷缸,两只手交握着垂在身前,指节上握笔磨出来的老茧在晨光里泛着一层干硬的壳。地上没有烟头。唐震走到他面前停住,老周抬起头,浑浊的眼珠里有一种唐震见过一次的神色像被发现那天,小刘推门进来报信时,老周就是这个表情。不是恐惧,是厌倦。对事情本身的厌倦。
“赵庆被带走了。”老周的声音比平时低,像是嗓子眼里卡着一口没咳出来的痰,“昨天晚上,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赵庆出租屋门口。下来两个人,没穿制服,但门卫老赵看见他们腰里别着东西。赵庆自己走出来的——没绑,没推,他自己上的车。老赵说赵庆上车之前回头看了一眼巷子口,像是在找什么人。”
唐震没有说话。
老周从兜里掏出一个烟盒纸片,边缘撕得不整齐,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个车牌号。“我查了一下,从七星岗那边来的。”他把纸片塞进唐震手里,手指在唐震手心上按了一下,“我什么都没查过。你什么都不知道。”
他转身走进值班室,从抽屉最底层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边角磨得起毛,封口用胶水粘死了,鼓起来一小块,像里面装着极轻极细的东西。他把信封放在桌上,手指按着它往唐震的方向推了半寸。
“小孙值班那天晚上留下的。我拿毛刷从值班室桌脚旁边扫起来的,扫的时候手一直在抖,怕扫没了——怕最后一点东西都没给他留住。”他把手从信封上移开,指节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秦广林说人不是被绑走的,是化没的。从里往外化,最后剩下一摊灰。我不敢报派出所,不敢跟他家里说。他娘还住在江北,每年过年给我寄腌萝卜干,我每年都回信说建国在厂里挺好的,忙,没空回去。我写了十好几年。这十几年里每一个字都是我替他回的。回一封信比做一辈子保卫科都难。”
他把信封拿起来放进唐震手里。信封很轻,轻得像里面什么都没装。但唐震能感觉到指腹下那一小撮极细极细的粉末在纸袋里微微滑动,像沙粒在玻璃上滚。
“我帮不了你太多。”老周把搪瓷缸端起来又放下,茶水已经凉透了,茶叶梗子硬邦邦地沉在缸底,“但你要查,就查到底。别像小孙那样,不明不白就没了。”
唐震把信封和烟盒纸片收进夹克内袋。信封的边缘硌在赵庆平面图的折痕上,发出一声极轻微的纸与纸摩擦的声响。他说了声谢,老周没应。转身时老周还站在值班室门口,搪瓷缸搁在窗台上,茶凉了,他再没端起来。唐震骑上老周的自行车出了厂门,车链条在齿轮上发出一阵干燥的金属摩擦声。
七星岗在老城区。唐震骑着老周的自行车穿过清晨的街道,路越来越窄,两边的吊脚楼在晨雾里像一层一层叠起来的旧纸。巷子深处,安邦的旧仓库嵌在两栋拆了一半的砖楼之间,外墙没有标识,铁门上挂着一把被砸断的新锁。锁是被人从外面砸开的——不是撬,是砸,锁体上留着锤子一类钝器反复击打的凹痕。安邦的人在转移赵庆时破坏了自己装的锁,走得很急。
铁门虚掩着。地面有轮胎印,很多脚印,有些踩在灰白粉末上,印出极清晰的花纹——不是常见的解放鞋底纹,是某种更厚更硬的靴子底,纹路整齐得像军用装备。他把自行车靠在巷子墙边,推开门,手电筒的光柱扫进去。
一楼堆着杂物。木箱子、生锈的铁桶、几台老旧的封口机,机器上的铭牌已经被拆掉了,只剩四个螺丝孔。地面上散落着碎玻璃渣和撕破的牛皮纸袋,空气里有一股极淡的腥甜味——和防空洞里那些骨头上的味道一样,但浓度更高,更刺鼻。通往负一层的楼梯口在仓库最深处,装了一道铁栅栏门。门没有锁,虚掩着,门框上用红漆喷着一个数字:-1。数字下面有一行更小的字,是用喷漆模板印上去的,字迹已经斑驳但能辨认——实验重地,闲人免入。
他推开门,开始往下走。
楼梯很窄,水泥台阶被磨得发亮,每一级台阶的边缘都有一道弧形的凹陷——不是施工缺陷,是被无数双鞋子在同一个位置踩了无数遍之后磨出来的。台阶的边缘比中心低了将近半厘米。多少人在这条楼梯上走了多少趟,才能在水泥上踩出这么深的凹槽。墙壁上每隔几米有一个用红漆喷的编号,数字往下递增:-1、-2、-3、-4——最后一个编号是-7,喷在楼梯转折平台的墙上。数字的边缘有红漆滴流干涸后留下的细长条痕,像血从数字里渗出来。
下到负一层时,空气明显变冷了。不是冬天的冷,是那种温度被从空气中抽走之后留下的干涩的空。他呼出的气在黑暗中凝成白雾,但周围的空气依旧是干的。手电筒的光柱打出去,走廊比预想的更长——光柱在七八米外就被黑暗完全吞没。两侧是铁门,每扇门上都用白色油漆写着编号:01、02、03、04、05、06、07。七个房间。和赵庆平面图上画的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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