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震从灰砖楼下来时天刚蒙蒙亮。
值班室门口站着老周。他没擦车，没端搪瓷缸，两只手交握着垂在身前，指节上握笔磨出来的老茧在晨光里泛着一层干硬的壳。地上没有烟头。唐震走到他面前停住，老周抬起头，浑浊的眼珠里有一种唐震见过一次的神色像被发现那天，小刘推门进来报信时，老周就是这个表情。不是恐惧，是厌倦。对事情本身的厌倦。
“赵庆被带走了。”老周的声音比平时低，像是嗓子眼里卡着一口没咳出来的痰，“昨天晚上，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赵庆出租屋门口。下来两个人，没穿制服，但门卫老赵看见他们腰里别着东西。赵庆自己走出来的——没绑，没推，他自己上的车。老赵说赵庆上车之前回头看了一眼巷子口，像是在找什么人。”
唐震没有说话。
老周从兜里掏出一个烟盒纸片，边缘撕得不整齐，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个车牌号。“我查了一下，从七星岗那边来的。”他把纸片塞进唐震手里，手指在唐震手心上按了一下，“我什么都没查过。你什么都不知道。”
他转身走进值班室，从抽屉最底层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边角磨得起毛，封口用胶水粘死了，鼓起来一小块，像里面装着极轻极细的东西。他把信封放在桌上，手指按着它往唐震的方向推了半寸。
“小孙值班那天晚上留下的。我拿毛刷从值班室桌脚旁边扫起来的，扫的时候手一直在抖，怕扫没了——怕最后一点东西都没给他留住。”他把手从信封上移开，指节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秦广林说人不是被绑走的，是化没的。从里往外化，最后剩下一摊灰。我不敢报派出所，不敢跟他家里说。他娘还住在江北，每年过年给我寄腌萝卜干，我每年都回信说建国在厂里挺好的，忙，没空回去。我写了十好几年。这十几年里每一个字都是我替他回的。回一封信比做一辈子保卫科都难。”
他把信封拿起来放进唐震手里。信封很轻，轻得像里面什么都没装。但唐震能感觉到指腹下那一小撮极细极细的粉末在纸袋里微微滑动，像沙粒在玻璃上滚。
“我帮不了你太多。”老周把搪瓷缸端起来又放下，茶水已经凉透了，茶叶梗子硬邦邦地沉在缸底，“但你要查，就查到底。别像小孙那样，不明不白就没了。”
唐震把信封和烟盒纸片收进夹克内袋。信封的边缘硌在赵庆平面图的折痕上，发出一声极轻微的纸与纸摩擦的声响。他说了声谢，老周没应。转身时老周还站在值班室门口，搪瓷缸搁在窗台上，茶凉了，他再没端起来。唐震骑上老周的自行车出了厂门，车链条在齿轮上发出一阵干燥的金属摩擦声。
七星岗在老城区。唐震骑着老周的自行车穿过清晨的街道，路越来越窄，两边的吊脚楼在晨雾里像一层一层叠起来的旧纸。巷子深处，安邦的旧仓库嵌在两栋拆了一半的砖楼之间，外墙没有标识，铁门上挂着一把被砸断的新锁。锁是被人从外面砸开的——不是撬，是砸，锁体上留着锤子一类钝器反复击打的凹痕。安邦的人在转移赵庆时破坏了自己装的锁，走得很急。
铁门虚掩着。地面有轮胎印，很多脚印，有些踩在灰白粉末上，印出极清晰的花纹——不是常见的解放鞋底纹，是某种更厚更硬的靴子底，纹路整齐得像军用装备。他把自行车靠在巷子墙边，推开门，手电筒的光柱扫进去。
一楼堆着杂物。木箱子、生锈的铁桶、几台老旧的封口机，机器上的铭牌已经被拆掉了，只剩四个螺丝孔。地面上散落着碎玻璃渣和撕破的牛皮纸袋，空气里有一股极淡的腥甜味——和防空洞里那些骨头上的味道一样，但浓度更高，更刺鼻。通往负一层的楼梯口在仓库最深处，装了一道铁栅栏门。门没有锁，虚掩着，门框上用红漆喷着一个数字：-1。数字下面有一行更小的字，是用喷漆模板印上去的，字迹已经斑驳但能辨认——实验重地，闲人免入。
他推开门，开始往下走。
楼梯很窄，水泥台阶被磨得发亮，每一级台阶的边缘都有一道弧形的凹陷——不是施工缺陷，是被无数双鞋子在同一个位置踩了无数遍之后磨出来的。台阶的边缘比中心低了将近半厘米。多少人在这条楼梯上走了多少趟，才能在水泥上踩出这么深的凹槽。墙壁上每隔几米有一个用红漆喷的编号，数字往下递增：-1、-2、-3、-4——最后一个编号是-7，喷在楼梯转折平台的墙上。数字的边缘有红漆滴流干涸后留下的细长条痕，像血从数字里渗出来。
下到负一层时，空气明显变冷了。不是冬天的冷，是那种温度被从空气中抽走之后留下的干涩的空。他呼出的气在黑暗中凝成白雾，但周围的空气依旧是干的。手电筒的光柱打出去，走廊比预想的更长——光柱在七八米外就被黑暗完全吞没。两侧是铁门，每扇门上都用白色油漆写着编号：01、02、03、04、05、06、07。七个房间。和赵庆平面图上画的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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