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要就表现在公司专务寺田俊三针对当时公司以理财技巧为中心的经营模式，公开表达不满，对其发难。
寺田俊三是北二郎最喜欢的亲信，作为钢铁主业阵营的利益代表，他在公司内部针对理财导致亏损数据的董事会上对北茂进言，要求其改变经营策略。
不但要求北茂恢复对钢铁制造主业的关注，而且也要他对理财技巧的金额予以限制，这也是当时阪和兴业绝大多数贸易伙伴和公司雇员们的希望。
但此举却让北茂社长感到十分的难堪和愤怒，他认为寺田俊三是怀有私心，意图削弱自己的威信，便以需要时间考虑为由拒绝了当时表态。
然而北茂自己心里也清楚，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该做出的回应是不肯拖太久的。
尤其三月因为是日本会计年度结束的一个月，几千亿的巨亏会变成一个年度财务数据上的巨大的污点，而他在即将召开的股东大会上也必然会遭遇问责，难以交代。
再加上日本社会本身有自己的特点，盛产一种叫做“总会屋”，由暴力团主导的灰色产业，这或许还会让他面对更艰难的处境。
要知道，这个群体的人通常都会购入企业的小部分股票，然后利用法律漏洞，成为各家公司股东大会上的常客。
他们自称职业股东，拿手好戏就是在大会上大肆喧哗、大放厥词，质疑公司经营的方方面面。
所擅长的就是抓住一点漏洞就无限上纲上线，将小问题放大成为不可容忍的缺陷。
如果公司无法对他们的问题作出应对，他们便极力宣传公司的运营失败，领导者人品道德不可信，借以打压股价，使公司经营者损失惨重。
可以说这些人，从头到尾研究的都是如何把一个企业彻底搞臭搞垮的事情。
他们杠精里的专业人士，当场飞妈的高手，各大公司社长的噩梦，优质股票的谋杀犯。
因此，大部分公司面对这种敲诈束手无策时，为了让自己的名誉与企业的社会信用不受损，以及眼下的经营和股价，只能选择向这些人妥协，接受对方的敲诈和勒索了。
完全可以想象，当日本经济整体增长势头向好时，这种情况就已经足够恶劣了。
而眼下当经济发展的潮水退去，这些寄生势力不甘心企业出现亏损，自然还会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破坏力。
弄不好，很有可能不惜为此挑动争斗与发动流血事件。
所以北茂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想到自己会在举行的股东大会上遭到了无数职业股东的质疑与抨击，很有可能受人刁难，甚至大权旁落，他就感到冰寒刺骨，战栗发抖。
他当然不甘心束手待毙，自然要尽力寻求化解的办法，于是想来想去，他就想到了要向可靠的朋友求助。
比如兴业银行、山一证券，当然还有宁卫民这个曾经长期持股过阪和兴业，一度超过百分之五红线的个人股东。
北茂的想法很直接，只要支持自己的人所有持股加在一起超过百分之五十，他就仍然是公司的直接控制人，哪怕在股东大会面对其他股东的围攻和质问，也绝对不会丢掉社长的宝座，仍然还有机会在新的年度里捞回失去的损失，重塑自己的威信。
而对于宁卫民来说，从情感上，他对北茂是有好感，而且多少是有点感激的。
毕竟在他们认识了也有数年的时间了。
他所了解的北茂，形象虽然庸俗，为人也有点好大喜功。
他喜欢出风头，爱听奉承，容易为胜利冲晕头脑。
但在外汇投资方面还是有点本事的，而且其为人绝对不小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挺够意思的。
比如说，在过去公司赚钱的时候，年年北茂都增加分红比例给股东。
对于宁卫民的生意，他平日里也有诸多照顾。
他很喜欢在宁卫民的餐厅招待宴请客户，每年的忘年会都在宁卫民的餐厅举办，他还是赤霞俱乐部的常客。
即使作为员工的福利，送给客户的礼物，光拉杆旅行箱，他从宁卫民手里订购了就不知几千个了，洋酒买的更多。
尤其在对国内采购废钢铁渣的事情上，他还给予过宁卫民极大的方便和帮助。
这些好处，宁卫民一直都记在心里，所以无论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他都不能眼看着北茂倒霉，被别人逼宫，没办法不插手帮上一把。
于是哪怕宁卫民人正在大阪忙活交接大和观光的事情，而且他个人也早就把所有的阪和兴业股票都清仓了，他还是决定在几天后的股东大会当日，乘坐飞机飞回东京去支持北茂。
并且还为此紧急联系了留在东京的佐川建一，要求他三个交易日内，为自己再购买四百亿日元的阪和兴业股票。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助人为乐也不是傻子，最基本的底线的，那就是不能赔钱。
所以他随后还要求佐川建一，尽快通过野村证券的账户，采用融券的方式卖出至少相同数量的阪和兴业股票，来做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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