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林”的创设时间，文献记载一致。
“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
“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这两处材料，都记羽林初置于太初元年，这是很明确的。
但“期门”始设于何时?文献记载却存异说。或云它在文帝之时已有；或曰它始置于武帝初年。
称文帝之时已有“期门”者，见于应劭的《风俗通义》所载，刘向对成帝曰：
“文帝时政颇遗失……又为微行，数幸通家。文帝代服衣，袭毡帽，骑骏马，从侍中、近臣、常侍、期门、武骑猎渐台下，驰射狐兔。《太平御览》卷八八从《风俗通义》之说。
同样认为汉文帝时期已有期门的建置。窃疑上述引文中的“文帝”，当为“武帝”之误。
因为据所示，作为特有含义的“期门”，并非始于文帝之时；“渐台”，见《汉书·郊祀志》，属“建章宫”，造于武帝时期。于此，文帝“猎渐台下”，乃无可能。
如果应劭《风俗通义》所记的“期门”等同于“虎贲”，则先秦时期便已有之。
例如《尚书·牧誓》说：“武王虎贲三百人”。
《国语·鲁语下》：
“天子有虎贲，习武训也；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又《周礼·夏官》也有“虎贲氏”之称。
然先秦时的虎贲，与汉代的虎贲却是名同实异。不仅彼此的任务、来源不同，而且在时间序列上，将“期门”称作“虎贲”是平帝以后的事。
故汉文帝时期，既没有“期门”，更无特有含义的“虎贲”。
期门和羽林的开设意图，未作明确的交待。
长期以来，一些学者认为：创设期门、羽林是“为了平衡南北军力量”，
由于当时北军扩建了“八校尉”，故南军也就设置了“期门、羽林军”。
这种意见揭示了皇权对军权的控制，有可取之处，但其结论仍可商榷。
因为：（一）从它们的设置时间看，并非先有北军“八校尉”，而后为了平衡与南军的力量，才再扩建“期门”。史称：“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
“及至南粤反……汉乃发巴蜀罪人当击南粤者八校尉击之”由此说明，八校尉之设，应是在元狩元年以后的事，而不是在建元三年始置期门之前。
这里涉及时间的先后序列及因果关系问题，不容含混。（二）武帝之初，汉廷已经拥有一支较强的北军，如果要平衡力量，则南军不当减省，但事实上，汉武帝却将已有的两万卫士裁掉了一半。
所以仅从南北军的力量对比上寻求答案，显然是不全面的。
（三）将郎卫系统的期门、羽林统统列入南军，既模糊了中央直辖军的三大构成部分，也忽略了宫廷禁军的独立地位，显然与史不合。
所以，总的来讲，那种认为增设期门、羽林是为了平衡南北军力量的说法，尚难令人赞同。
考诸史实创设期门、羽林的真实意图，主要是为了贯彻“居重驭轻”的建军方针，进一步确立中央军的优势地位；同时，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民族矛盾，长期对外用兵，内部防务空虚等因素，因此武帝在军制改革的过程中，采取措施强化贴身禁卫。
众所周知，从秦至汉初，皇帝的贴身禁卫即郎中令及其属官，基本上还属文官性质，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警卫部队。由于郎卫的实力较弱，故当时对皇宫及京师的保卫主要靠南、北军。到武帝时，随着太尉的罢省，特别是加强皇权的需要，郎卫力量与南、北军相比就更加显得单薄。为改变这种现状，于是将“郎中令”更名为“光禄勋”，扩充郎卫员额，在光禄勋属下增设期门、羽林军。这样，一方面可使郎卫与南、北军形成三分鼎峙之势，并以之牵制南、北军；另一面，也有利于互为表里，加强贴身禁卫的可靠性和保险系数。
钱文子《补汉兵志》说“汉用六郡良家补羽林、期门，盖三辅园陵赖藩蔽，故取其子弟以备宿卫。”其说甚是。
《史记·天官书》曰：“北宫玄武，虚危……其南有众星，曰羽林天军。”
《正义》：“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垒南，天军也。”
《晋书·天文志》云：“武（虎）贲一星，在大微西蕃北下台南静室旄头之骑官也。”
当时取虎贲、羽林这种星名来象征天子的亲军，既反映了武帝求助于众星、天威保佑，以增加安全感的心理状态，也反映了期门、羽林军的精锐与可靠。所谓“如羽之疾”，“为王者羽翼”。
由此说明，汉武帝强化宫廷禁军的力量，是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产物，也是军制改革的一大举措。
羽林，初名“建章营骑”，以警卫建章宫得名，后改为羽林，取其“为国羽翼，如林之盛”之义。
《汉书》曰：“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属光禄勋。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羽林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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