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这是个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恶政。”
“这是为何？”
“这天下的政策，从来都不在于如何草拟，而是在于如何执行，执行如果不能到位，再好的政策念出来，经也是歪的。”
“就说这改稻为桑之事吧，最大的缺点就是在执行的过程中，缺少反腐系统。”
“任何事情，都有成本和收益两面，改稻，就是成本，而为桑，就是收益，如果两件事的主体都是百姓，那倒也罢了，可如果改稻的成本有百姓负担，为桑的收益由富户官吏所收取呢？”
“如果缺少改稻所需要的粮食呢？百姓如果不信任朝廷，不肯去改呢？”
“朝廷，什么是朝廷？朝廷就是一块牌匾，只要是身穿官服的人，谁都可以说自己是代表朝廷，代表朝廷，就有着强制性，到时候他们做任何事，都大可以说一句，这是为了改稻为桑，改稻为桑利国利民，乃是国策。”
“朝廷公信力在的时候，或许还好，可公信力不在的时候呢？老实说，公信力这个东西，在，那是特殊情况，不在才是常态，到时候任凭上面怎么说，如何让他们改，他们就是不改，又该如何？”
“说得再直白一点，朝廷就算是真的让利，真的割肉，真的要把这些钱给百姓，可如何才能够保障这些钱可以层层过手，最后落到百姓手里呢？”
“呵呵，夫人，你我皆是社会底层出身，这天下的好事，从来，也没有往平民百姓的头上落的时候，往往在落下之前，就已经被上面的人给抢走了，反倒是做事的成本，上面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推给那些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
“社会，就是这么个玩意，坏人往往总是比好人，老实人，就是要被占便宜的。”
“所以如果朝廷真的要做这改稻为桑之事，首先，需要在徐州买粮，可谁去买呢？是不是要派人监督？可是又要谁去监督那些监督买粮的人呢？”
“最麻烦的是分田，一户人家，到底有多少田亩，需要丈量，丈量得多了，朝廷就吃亏，就要多给补偿，丈量得少了，百姓就吃亏，改稻为桑就做不下去。”
“更何况，如何确保这些钱能真的到百姓的手中呢？还是需要监督。”
“田有良田，有中田，有贫田，有些田能种桑，有些田种不了桑，如何划分？”
“其实只要是这分钱之事，自古以来都是一样，钱是固定的，有的人多分，就一定会有人少分，如何分钱是一方面，如何保障下边的人按需去分，有权力的不趁机多分，又是一方面。”
“而为了防范腐败所多产生出来的这些钱，就是反腐成本。”
事实上据秦宜禄所知，防腐成本的这个事儿，其实是极其魔幻的，据说在现代社会，如欧美等国家，防腐成本几乎是事情本身成本的两倍以上，甚至更夸张。
以扶贫为例，经常出现扶贫需要砸下十个亿，区分谁需要扶贫需要话三十亿，这种奇葩的操作出来
到最后，可能是觉得这样区分谁贫的代价太高，干脆就不区分了，有钱的没钱的一块发了。
杜萍道：“所以夫君认为，安利号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安利号虽然是权贵的联盟，但它的核心依然还是商业，商业的核心是互通有无，商人通过商业的方式实现对百姓的剥削，朝廷再通过剥削商人的方式取国用。”
“商人做事，最大的好处是他没法明着打朝廷的招牌，雇工给钱，天经地义，安利号的商人势力再大，顶多也就只能巧取，没有办法豪夺的。”
还是以改稻为桑为例，这件事如果由朝廷直接去做，则必然耗资糜巨，且必然难以面面俱到。
“但如果将这件事委托安利号，要如何运行呢？”
“各地粮价不稳，朝廷要想直接调粮也困难，让人采买也难，直接从库里出，搞不好是要更出幺蛾子的，不如索性便将其换成钱，通过招标的方式，发给商人，让商人拿着我们的钱，去买粮，让他们拿着买来的粮食去找桑农，给粮，也承包土地，约定年底收丝。”
“百姓之所以不信任官府，是因为一旦官府违约失信，则老百姓几乎除了认栽之外就别无他发，然而商人不会，而且商人之间是有竞争的。换言之就是有竞争而无强制，这个时候，他们自然就会让利给百姓了，为了更快速度的买到更多的丝，一定会尽可能多，尽可能快的跟当地农民达成承包土地的协议，为了速度，这时候哪怕是让他们稍微吃点亏，恐怕他们也都是愿意的。”
“如此，农民从商贾的手里得到了粮，有了粮心里就不慌，就可以安心的改稻为桑了，到了秋收的时候如果商贾收丝的时候玩花样，百姓可以告官，还可以纠集乡里，讨要公道，最不济，也可以干脆一把火烧了桑田，来一个鱼死网破，总之，农民拿捏商贾的手段是有的是的，可能会受欺负，但至少不会太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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