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酒馆的名字叫“晚风”，门口挂着一盏半死不活的灯笼，招牌上的字掉了两个，看起来像“风”。
我跟陈佳找了一个能够看到台上的角落坐下，点了一杯果汁跟几瓶啤酒，就又听到台上驻唱的那位弹起了吉他。
他穿着深灰色的棉布衬衫，袖口卷到手肘，露出一截细瘦的小臂。头发有点长，垂下来遮住了半张脸，但遮不住那双眼。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矛盾感——明明看起来才二十出头，眼睛里却装着一种不属于这个年纪的厌倦，像是已经把这个世界看了太多遍，每遍都一样，没什么意思。
他调弦的时候没有看琴，低着头，手指在琴颈上走得很慢。酒馆里没什么人注意他，吧台后面的调酒师在擦杯子，角落里有一对情侣在低声吵架。没有人鼓掌，没有人起哄，他就那样开始了。
第一句出来的时候，我手里的啤酒停在半空中。
那是一首我没听过的歌，歌词里反反复复出现一个意象——雨。杭州的雨，连绵不绝的、灰蒙蒙的、把人困在室内的雨。但他的声音不像雨。他的声音是干燥的，带着一种沙哑的质感，像秋天的风穿过一片枯掉的芦苇荡，好听，但听得人心里发紧。
“……这座城市下了一千年的雨，我却只带了一把伞出门……”
这句词让我后背一凉。
不是因为写得有多好——虽然确实不错——而是因为那个瞬间，他的声音抖了一下。不是技巧上的失误，是情感上没绷住。他在唱到“一千年的雨”那五个字的时候，喉咙收紧了一瞬，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那个颤动大概只有零点几秒，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这个人身上有故事。
我在杭州待过多年，见过太多表演出来的深情。一个人在台上哭得稀里哗啦，下台五分钟就能跟经纪人讨论下一场演出的报价。眼泪是可以标价的，痛苦是可以量产的，真诚反而是这个圈子里最稀缺的东西。
但这个青年不一样。他的痛苦不是表演出来的。他唱完那首歌之后，安静地把吉他靠在一边，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整个过程没有看台下任何人一眼。他不是在装酷，他是真的不在乎有没有人在听。
那种状态打动了我。
我与陈佳对视一眼，然后默契的一起起身朝他走去，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正在把吉他装进一个旧得掉皮的琴包。琴包的拉链坏了半截，他用一根皮筋绑住了拉链头。我注意到他的手指——指腹上的茧子很厚，左手食指的指甲有一道很深的裂纹，像是被琴弦勒过很多次。
“你好。”
我说，“我叫顾柯，这位是我女朋友，陈佳。”
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陈佳一眼，没说话，但也没继续装吉他。我猜他不讨厌我，也不讨厌陈佳，或者说，他不觉得我是那种让人本能想躲开的人。这是我的天赋——不管走到哪里，我总能让人卸下一点防备。
“你好。”
“你刚才唱的那首歌，是你写的？”
“嗯。”
“写了多久？”
他想了想，“三个月。”三个月。我在心里把这个数字咀嚼了一遍。一首写了三个月的歌，就像一棵长了十年的树，每一处枝桠都是时间磨出来的形状。现在那些用AI写歌的人不会懂这种节奏，他们追求的是五分钟一首的爆款，而不是三个月一首的心血。
“我叫顾柯。”
我又说了一遍自己的名字，然后递了一张名片给他，“我是做独立音乐人孵化的。如果你有兴趣，我想跟你聊聊。”
他把名片接过去看了一眼，没有那种常见的惊喜或者怀疑，脸上的表情几乎没有变化。他把名片揣进口袋，说了一句让我没想到的话。
“你听出来了吧。”
不是疑问的语气，是陈述。他在问我是否听出了刚才那失控的一瞬。
我说：“我听到了。”
他说：“那走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杭州五月的夜晚还没有正式入夏，却已经有了暑意，但弄堂里的风是凉的。我跟陈佳与青年三个人一起走在南山路上，路灯把三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当我的影子跟陈佳交叠在一起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这个场景很像某部我很久以前看过的电影，于是轻轻拉起陈佳的手。
他叫陈屿舟，二十三岁，在杭州住了七年。不是本地人，但他说杭州话比本地人还地道。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了一个我听都没听过的小县城，在福建和浙江交界的地方。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吉他的？”
“十三岁。”
“十年了。”
“嗯，十年。”
他走路的速度不快不慢，像是在带着一种散步的心情过生活。我注意到他每走一段路就会下意识地摸一下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那是弹琴的人的习惯，指尖的茧子在干燥的空气里会发紧，需要时不时地揉一揉。
我们沿着南山路一直往南走，过了长桥，拐进一条更小的路。路两边是那种老旧的居民楼，一楼被改成了各种各样的铺面——裁缝店、杂货铺、修鞋摊，还有一家招牌上写着“毛毛琴行”的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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