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五年,秋,金华乡。
村东那曾万人空巷的芦席讲棚,早已在去岁夏日的一场骤雨后被乡民拆除,木料挪作他用,空地复归为晒谷场。
唯有边缘几丛野草长得格外茂盛,仿佛还在固执地追忆昔年人声鼎沸、冠盖云集的盛况。
春去秋来,寒暑三易,靖海侯陈恪在这浙中山乡,已悄然度过了第三个年头。
时光是最公正的雕刻师,亦是最有效的褪色剂。
嘉靖四十二年初,陈恪罢官归乡,旋即被心推上神坛,于金华乡开讲,一时天下士子趋之若鹜,将这片清静乡土烘托得如同文华盛会。
彼时的陈恪,是活着的神话,是科举的巅峰、事功的极致、帝王师友的象征,是无数年轻读书人心中那盏最灼热的指路明灯。
他们不远千里而来,挤爆了乡间驿站,催生了整条街市的客栈酒楼,所求的与其说是学问,不如说是一睹传奇、沾染“气运”。
然而,政治场从来现实,人心的热度亦难持久。
一年过去,陈恪未曾起复。
两年过去,京城传来的消息,多是高拱如何推行新政、如何与朝中残余势力角力,偶尔提及靖海侯,也不过是“闲居故里,课读自娱”,再无更多波澜。
三年过去,连最初那些最狂热的拥趸,也在一次次“侯爷暂无意出山”的婉拒与日益平淡的乡居传闻中,渐渐冷却了热情。
金华乡的客栈,关停了大半,仅余的两三家,也主要做往来行商的生意。
书商的摊位早已不见踪影,曾经被士子们踏得光亮的青石板路,重新覆上了乡间常见的尘土与落叶。
那层因“成功”而笼罩在陈恪身上的炫目光环,在时间的冲刷与远离权力中心的寂寥中,不可避免地被漂洗褪去了几分璀璨。
人们依然尊敬他,乡邻们提起“我们侯爷”依旧与有荣焉,但那种带着功利渴慕的追捧浪潮,确确实实是退去了。
对此,陈恪的感受,并非失落,反倒有一种尘埃落定后的踏实与清净。
他本就非恋栈虚名之人,当年被“架上”讲坛实属无奈。
热潮退去,正合他意。这三年来,他生活的主旋律,渐渐归于文档初提时便描绘的图景——陪伴家人,以及,实实在在的“教书育人”。
此“教书育人”,非是往日那种面对数百上千士子、带有象征意义的“讲学”,而是字面意义上的,为孩童蒙学。
他成了周夫子蒙馆里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助教”。
常年一袭半旧青衫,每日清晨,他与村中稚童一同,踏着露水来到竹林边的院落。
周夫子年事更高,精力不济时,陈恪便自然而然地接过教鞭。
他没有照本宣科地只教《三字经》、《千字文》。
他会指着院外的竹子,讲竹子的生长习性,讲竹简的来历,进而讲到文字如何被记录、文明如何传承。
他会带着孩子们观察蚂蚁搬家,讲解简单的协作与秩序。
他会用浅显的语言,描述海上的风浪、异国的风情,将地理与见识的种子,悄然播下。
这是一种返璞归真,是剥离了所有权力、名声、算计之后,最为纯粹的生命互动。
在孩子们清澈无邪的眼眸中,他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在周夫子门下,以柴抵学费的放牛娃“陈恪”。
薪火相传,不外如是。
家庭生活亦是平淡温馨。
母亲王氏身体硬朗,在熟悉的水土滋养下,气色愈发红润,每日含饴弄孙,尽享天伦。
常乐将侯府内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对外则以她名下庞大而隐秘的商业网络,无声地支撑着家族的根基,更关键的是,维系着陈恪望向海疆的“眼睛”。
儿子陈忱,已从当年的垂髫稚子,长成了十二岁的少年,身量渐长,眉眼间既有父亲的俊朗,亦继承了母亲的灵秀。陈恪并未急于将他送入官学或寻求名师,而是让他在周夫子的蒙馆打下基础,同时自己亲自教导经史,更注重培养其见识与心性。
陈忱常随父亲教学,耳濡目染,虽仍有少年跳脱,但言谈举止间,已隐隐有了一份超越年龄的沉稳与洞察力,这或许便是浸润于这种特殊环境下的潜移默化。
表面上看,靖海侯陈恪已完全融入了金华乡的田园画卷,成了一个寄情山水、课子读书的富贵闲人。
京城的风云,东南的波涛,似乎都已与他无关。
然而,只有陈恪自己,以及最了解他的妻子常乐知道,这幅宁静画卷之下,始终涌动着未曾停歇的暗流。
陈恪的“暗手”,从未放松。
这一切的支点,便在于琉球,在于那个由常乐暗中扶持、实则掌控的“琉球商会”。
早在陈恪主政东南、跨海征琉之际,便已着手布局。
商会明面上是往来大明、倭国、南洋贸易的商业组织,实则编织了一张覆盖东海、南海的情报网络,核心成员皆是对陈恪夫妇死忠的旧部。
而常乐这位商业奇才,以她高超的手腕将这条线经营得滴水不漏,甚至比陈恪在位上海时更加隐秘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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