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被安置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右下角的时间发呆。凌晨两点十七分，数字安静地跳着，像心跳一样，又轻又沉。窗外黑得彻底，整座城市好像都睡着了，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警笛，划破夜的寂静。
手机震动了一下，李悦发来一条简讯：“过渡中心确认接收，体温恢复正常，已进食。”
我回了个“好”字，把手机轻轻扣在桌上，动作很轻，像是怕吵醒什么。
按理说，这时候该松口气了。王建国是我们这三天里找到的第四个高危流浪人员，五十多岁，长期住在桥洞底下，在系统里连续三次触发低温预警。他不是第一个被救回来的人，但每一次成功安置，都让我觉得——至少有人没被这个世界彻底遗忘。
这个冬天特别冷，街头已经传出几起冻死的消息。“回声计划”才运行四个月，我们不敢说它改变了什么，但我们知道，有人正在被看见。
可就在这时候，我的手指却不由自主地摩挲起桌角那道旧划痕。那是去年捣毁K-7据点时留下的，赵勇气得摔了手电筒，砸出了这么深的一道沟。到现在还清晰可见，像一道没愈合的伤。
风小了些，楼下的警车一辆接一辆回来，引擎熄火的声音此起彼伏，像是一场任务结束的仪式。赵勇推门进来，带着一身寒气，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去值班室烧点热水，你别熬太晚。”
我没说话，只是重新点亮屏幕，调出了“回声计划”的预警日志。
密密麻麻的数据流滑过眼前，红黄蓝三色标记交织成一张看不见的网。每一个闪烁的坐标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冻僵的手、溃烂的脚、藏在纸箱里的药瓶、蜷缩在ATM隔间里的老人……我们的系统通过热感监控和行为模型，提前发现那些快要撑不下去的人。只要他们停留太久、体温下降，就会自动推送救助指令。
但此刻，系统里还有三条未闭环的记录。
三个人，在触发预警后不到两天，突然消失了。不是去了救助站没登记，也不是自己走掉避寒——而是彻底从所有监控中蒸发了。没有再出现在任何摄像头下，没用身份证，没进医院，连最基本的手机信号都没了。就像被人从街角轻轻抹去了一样。
我把他们的轨迹一条条打开。
第一个是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姓陈，有精神问题，多年前被家人丢下。他在城西菜市场附近晃了两天，靠捡废品活着。凌晨一点零七分，他走进一个废弃配电房，之后就再也没出现。那地方早就断电多年，墙裂门锈，根本没法住人。更奇怪的是，周围六个摄像头都正常工作，唯独在他进去后的五秒钟内，主干道上的两个关键镜头卡了一下，画面停顿了0.8秒。
第二个是个中年女人，穿件褪色红棉袄，叫周兰香，户籍显示是农村失联人员。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南湖公园东门，蹲在长椅边翻塑料袋，手冻得发紫。监控画面突然卡顿不到一秒，恢复时人就不见了。路灯还在亮，叶子还在飘，可那个佝偻的身影，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第三个年轻些，三十出头，背包上有补丁，叫张志远，以前在工地打工，失业后流落街头。最后露面是在工业区铁路桥下，同样，监控中断了0.5秒——短得几乎察觉不到，准得让人心里发毛。
我盯着这些时间戳，胸口压着一块石头。
太短了，短到一般人根本不会注意；又太准了，像是专门计算过的。如果是技术故障，为什么只发生在这些人身上？如果是人为带走，谁能在半秒之内完成搬运还不留痕迹？
天快亮的时候，李悦来了。
她一进门就问：“你一夜没走？”声音有点哑，却立刻注意到我屏幕上那三条孤零零的线。
“这三个人，”我指着，“消失得太不对劲。”
她放下包凑近看，很快手指停在一段日志上：“你看这里——每次画面中断前0.5秒，系统都会收到一个伪造的‘设备自检信号’，像是从内部发出的指令。”
“什么意思？”
“不是断电，也不是遮挡镜头。”她低声说，“是有人远程注入代码，让后台以为摄像头还在运行，其实录进去的是空白帧。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正常’，其实是假的。”
我愣了几秒：“跟K-7有关？”
她摇头：“手法类似，但更高级。以前他们只能干扰单个摄像头，现在能同时控制多个，还能精准匹配人的动作，误差不超过0.3秒。”
赵勇端着两杯豆浆进来，听了一半就把杯子放下了：“你是说，有人趁着监控黑的那一瞬间，把人带走了？”
“不止带走。”我说，“是算准了时间。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查，知道系统什么时候提醒。他们不是随便作案，是在盯着我们。”
办公室一下子安静下来。晨光透过百叶窗斜照进来，在地板上拉出一道道影子，像封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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