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被安置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右下角的时间发呆。凌晨两点十七分,数字安静地跳着,像心跳一样,又轻又沉。窗外黑得彻底,整座城市好像都睡着了,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警笛,划破夜的寂静。
手机震动了一下,李悦发来一条简讯:“过渡中心确认接收,体温恢复正常,已进食。”
我回了个“好”字,把手机轻轻扣在桌上,动作很轻,像是怕吵醒什么。
按理说,这时候该松口气了。王建国是我们这三天里找到的第四个高危流浪人员,五十多岁,长期住在桥洞底下,在系统里连续三次触发低温预警。他不是第一个被救回来的人,但每一次成功安置,都让我觉得——至少有人没被这个世界彻底遗忘。
这个冬天特别冷,街头已经传出几起冻死的消息。“回声计划”才运行四个月,我们不敢说它改变了什么,但我们知道,有人正在被看见。
可就在这时候,我的手指却不由自主地摩挲起桌角那道旧划痕。那是去年捣毁K-7据点时留下的,赵勇气得摔了手电筒,砸出了这么深的一道沟。到现在还清晰可见,像一道没愈合的伤。
风小了些,楼下的警车一辆接一辆回来,引擎熄火的声音此起彼伏,像是一场任务结束的仪式。赵勇推门进来,带着一身寒气,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去值班室烧点热水,你别熬太晚。”
我没说话,只是重新点亮屏幕,调出了“回声计划”的预警日志。
密密麻麻的数据流滑过眼前,红黄蓝三色标记交织成一张看不见的网。每一个闪烁的坐标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冻僵的手、溃烂的脚、藏在纸箱里的药瓶、蜷缩在ATM隔间里的老人……我们的系统通过热感监控和行为模型,提前发现那些快要撑不下去的人。只要他们停留太久、体温下降,就会自动推送救助指令。
但此刻,系统里还有三条未闭环的记录。
三个人,在触发预警后不到两天,突然消失了。不是去了救助站没登记,也不是自己走掉避寒——而是彻底从所有监控中蒸发了。没有再出现在任何摄像头下,没用身份证,没进医院,连最基本的手机信号都没了。就像被人从街角轻轻抹去了一样。
我把他们的轨迹一条条打开。
第一个是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姓陈,有精神问题,多年前被家人丢下。他在城西菜市场附近晃了两天,靠捡废品活着。凌晨一点零七分,他走进一个废弃配电房,之后就再也没出现。那地方早就断电多年,墙裂门锈,根本没法住人。更奇怪的是,周围六个摄像头都正常工作,唯独在他进去后的五秒钟内,主干道上的两个关键镜头卡了一下,画面停顿了0.8秒。
第二个是个中年女人,穿件褪色红棉袄,叫周兰香,户籍显示是农村失联人员。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南湖公园东门,蹲在长椅边翻塑料袋,手冻得发紫。监控画面突然卡顿不到一秒,恢复时人就不见了。路灯还在亮,叶子还在飘,可那个佝偻的身影,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第三个年轻些,三十出头,背包上有补丁,叫张志远,以前在工地打工,失业后流落街头。最后露面是在工业区铁路桥下,同样,监控中断了0.5秒——短得几乎察觉不到,准得让人心里发毛。
我盯着这些时间戳,胸口压着一块石头。
太短了,短到一般人根本不会注意;又太准了,像是专门计算过的。如果是技术故障,为什么只发生在这些人身上?如果是人为带走,谁能在半秒之内完成搬运还不留痕迹?
天快亮的时候,李悦来了。
她一进门就问:“你一夜没走?”声音有点哑,却立刻注意到我屏幕上那三条孤零零的线。
“这三个人,”我指着,“消失得太不对劲。”
她放下包凑近看,很快手指停在一段日志上:“你看这里——每次画面中断前0.5秒,系统都会收到一个伪造的‘设备自检信号’,像是从内部发出的指令。”
“什么意思?”
“不是断电,也不是遮挡镜头。”她低声说,“是有人远程注入代码,让后台以为摄像头还在运行,其实录进去的是空白帧。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正常’,其实是假的。”
我愣了几秒:“跟K-7有关?”
她摇头:“手法类似,但更高级。以前他们只能干扰单个摄像头,现在能同时控制多个,还能精准匹配人的动作,误差不超过0.3秒。”
赵勇端着两杯豆浆进来,听了一半就把杯子放下了:“你是说,有人趁着监控黑的那一瞬间,把人带走了?”
“不止带走。”我说,“是算准了时间。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查,知道系统什么时候提醒。他们不是随便作案,是在盯着我们。”
办公室一下子安静下来。晨光透过百叶窗斜照进来,在地板上拉出一道道影子,像封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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