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望的问题，像一个句号，突兀地终结了办公室里之前所有的唇枪舌剑和暗流涌动。
剩下的，是漫长而厚重的沉默。
孙博士站在那里，拉开屏风的手还停在半空中，像一尊被闪电劈中的古希腊雕塑。他那张总是挂着标准化学术微笑的脸，此刻的表情却极为复杂，像是打翻了调色盘，震惊、挫败、茫然，还有一丝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棋逢对手的兴奋，交织在一起，让他看起来有些失魂落魄。
他头顶上那片巨大的[震撼]标签，正在缓缓褪去颜色，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深邃的蓝色，那是[深思]的颜色。
钱主任则像一头刚刚耕完一整天地的老牛，长长地、几乎是带着解脱意味地，吐出了一口浊气。他靠在椅背上，整个人的精气神仿佛都被抽走了，但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却重新燃起了一簇微弱却坚定的火苗。他看着林望，眼神里再也没有了审视和试探，只剩下一种长辈看待一个极其出色的晚辈时，那种既欣慰又带着几分“后生可畏”的复杂感慨。
办公室里，那股混杂着高级木质香薰和廉价茶叶的怪异味道，似乎也在这种极致的沉默中，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和谐。
终于是钱主任先动了。
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站起身，将自己那把坐了半辈子的、带着明显个人印记的椅子，搬到了林望的办公桌对面，然后重重地坐下。这个动作，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它宣告着，这位固执的老黄牛，认可了林望的“领头羊”地位，愿意在这张桌子上，谈一谈真正的“庄稼”该怎么种。
钱主任的动作像一个信号。
屏风后面，孙博士那两个一直处于石化状态的助理，如梦初醒。那个年轻的女助理，看了看自己的老板，又看了看已经“自成一桌”的钱主任和林望，咬了咬牙，也搬了一把椅子，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林望办公桌的另一侧。
孙博士的目光，从林望身上，缓缓移到了那张已经初具雏形的“三人会议桌”上。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对着自己那个还傻站着的男助理，用一种疲惫却不容置喙的语气吩咐道：“愣着干什么？把白板推过来。”
“哗啦——”
一张巨大的移动白板，被推到了三张桌子围成的空地中央，像一面崭新的战旗。
孙博士没有坐下，他径直走到白板前，拿起一支黑色的马克笔，在手里掂了掂。这个动作，是他作为主讲人时习惯性的开场。他保留了自己的一份骄傲，却也用行动表明，他愿意加入这场讨论。
那条无形的、隔开了搪瓷茶缸与笔记本电脑的楚河汉界，在这一刻，终于被悄然抹平。
办公室的格局，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它不再是两个壁垒分明的阵营，而是变成了一个有些奇怪的，以林望为中心轴的，不等边三角形。
“好。”林望没有半句废话，更没有一丝一毫胜利者的姿态。他将那杯钱主任亲手为他倒的、已经温热的水端起来，喝了一口，润了润有些干涩的喉咙。
“既然两位领导都同意，那我们就从最具体、也最急迫的事情开始。”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厚厚一沓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资料，那里面有红星机械厂的职工花名册，有几个重点老工业区的产业结构分析，还有一份省内中小企业生存现状的调研简报。
“我们先谈第一个亿，‘还债钱’。”林望把那份印着“红星机械厂”字样的文件，推到了桌子中央。
“这笔钱，一分都不能乱花，必须精准地送到每一个需要它的人手里。我的初步想法是，由我们领导小组牵头，联合民政、社保、总工会，成立一个临时的‘老职工历史遗留问题清算小组’，第一步，就是把账算清楚。”
“账算不清。”钱主任几乎是脱口而出，他一辈子都在跟这些烂账打交道。
“红星厂还好，底子厚，档案室还在。像咱们省的第二纺织厂，零二年就破产了，厂子都推平盖了商品房，当年的档案，一把火烧了个干净。找谁？谁认？”他一连串的反问，充满了现实的无奈。他头顶那枚刚刚亮起的[希望]标签，旁边又开始冒出[忧虑]的灰色。
“所以不能只靠档案。”林望显然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我们双管齐下。一方面，组织力量去档案馆、街道办，把能找到的纸面材料全部找出来。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我们在几个大的老厂区家属院，设立‘老工人登记站’。”
“让老师傅们自己来登记。带着自己的退休证、工牌、当年的工资条，甚至是和同事的合影，只要能证明身份，就给登记造册。然后，把所有登记在册的名单，在家属区公示一个星期，互相监督，互相证明。我相信，在那些筒子楼里，谁是真正的老工人，谁是冒领的，邻居们心里都有一本账。”
钱主任的眼睛，猛地一亮。
这个法子，有点“土”，甚至有点原始，但却直指核心。它绕开了那些早已混乱不堪的官方档案，直接启动了群众内部的监督和认证体系。在那个熟人社会里，这比任何红头文件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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