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陶站在房间中央唯一的空地上，他刚才的暴躁仿佛被这逼仄的空间挤压成了沉重。他正艰难地弯着腰，从通铺底下拖出一个沉甸甸的长条状铁皮饼干盒子。盒子上红绿相间的“囍”字褪色得厉害，边角锈迹斑斑，一把生锈的小挂锁虚扣着。这是他们的“聚宝盆”，里面存着几年来东拼西凑、从牙缝里省下的全部积蓄。
他粗重地喘着气，额头冒着汗珠。小闲则蹲在一个纸箱旁，埋头费力地翻找着什么东西，瘦削的背脊在昏黄的灯光下绷得很紧。
阿宝反手关上那扇吱呀作响的破木门，隔绝了外面弄堂微弱的光线和声音。门板合拢的瞬间，一种沉重的、近乎悲壮的气氛像浓雾般在狭小的阁楼里弥漫开来。
“哐当！”
锈迹斑斑的铁皮盒子被陶陶摆在了矮桌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深吸一口气，腮帮子咬肌鼓起，一双粗糙的大手带着一种近乎神圣的意味，用力掰开了那把早已形同虚设的锈锁。盖子掀开。
里面没有想象中令人振奋的钞票，只有一些卷角的毛票，几枚钢镚，几捆用猴皮筋扎好、但面额都是一元的旧钞票码放在底层，最上面压着几张皱巴巴的十元大钞，还有几张花花绿绿的塑料粮票——在这个90年代初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在底层市场仍有零星价值的玩意儿。
陶陶的手指有些发颤，他把所有现金——无论大小，连那几个五毛一毛的硬币都不放过——一股脑儿倒在了油迹斑斑的矮桌上。纸币的霉味和金属的冰凉气息瞬间弥散开来。
“就这些了。”陶陶的声音嘶哑，带着孤注一掷后的空虚，“点！全点出来！”
与此同时，小闲终于从他那个纸箱里掏出了一个用报纸仔细包裹的物件。他动作极其小心，像捧着易碎的珍宝，一层层揭开泛黄的旧报纸。露出来的，是一个深棕色的皮革表带有些磨损，但金色表壳依旧铮亮的老式半钢欧米茄腕表。镜面有几道细微的划痕。这是小闲那个早已失踪的父亲留给他的唯一遗物。
他用手指极其轻柔地摩挲了一下冰凉的金属表壳，没有抬头看任何人，声音细若蚊蚋却异常清晰：“阿宝……陶哥……这个……能值点钱吗？”
阿宝和陶陶的目光瞬间被那只表吸引住了。在这堆充满了底层生活苦涩印记的零钞里，这块老物件散发出的微弱光芒刺痛了眼睛。
阿宝没说话，走过去蹲在桌前。小闲也把那块表轻轻放在了钞票堆旁边，像一个战士交出了自己最后的兵器。三人的影子在昏黄的灯下挤成一团，沉默得可怕。
数钱的过程像一场无声的审判。每一张被汗湿的毛票、每一个冰冷的硬币都在诉说着挣扎和卑微。硬币在桌子上发出轻微却刺耳的叮当碰撞声。
“毛票十七块五角……”陶陶声音越来越低。
“十块整四张……”阿宝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
“零钱……三块八……”小闲的声音带着压抑的颤抖。
“粮票……算它五块？”陶陶迟疑地加了一句，但随即被阿宝瞪了一眼，闭嘴了。
最终，所有现金摊在桌上——八十六块三角。那只老欧米茄表，就算当掉，至多几十块。离爷叔随口提过的那张认购证的基本门槛——一百元——还有一截无法逾越的鸿沟。空气沉得像凝固的铅块，压得人喘不过气。
窗外弄堂深处不知谁家在放一盘模糊不清的粤语老磁带录音机，一个沙哑的女声幽幽地唱：“……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
“不够……”陶陶颓然跌坐在身后那张吱嘎作响的破板凳上，双手用力捂住脸，指缝里发出困兽般的低吼，“不够啊……阿宝……不够！”他猛地抬起头，通红的眼睛里爆发出更加狰狞的决心，“拆床板！去借高炮（高利贷）！去把厂子里的废铜烂铁偷了卖了！我去！”他像被毒蛇咬中一般跳起来就要往外冲。
“站住！”阿宝厉声喝道，一把拽住陶陶的胳膊，力道之大几乎把他抡个趔趄。阿宝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那双眼睛里的火焰烧得只剩淬过冰般的冷锐光芒。他刚才点钱的时候，就在盘算最后的退路。没有别的选择了，哪怕那念头刚冒出来就让他感到一阵阵的心悸，带着对旧时光里那个清冷身影的亵渎。
“拆床板？”阿宝的声音冰冷得像刀刮骨头，“拆了今晚睡马路？高炮拆骨吸髓侬不知道？偷厂里东西？侬是想马上进去吃牢饭？！”每一句质问都像鞭子抽在陶陶脸上，抽在他那颗被绝望点燃的莽撞之心上。
阿宝深吸一口气，胸腔里仿佛塞满了冰冷的碎石。他走到自己睡觉的那头铺位边，那肮脏油腻的枕头底下，有一个他藏得极深、几乎从未示人的小小硬纸盒。他极其缓慢地、以一种近乎埋葬自己的姿势，将它掏了出来。
那是一个比香烟盒大不了多少、手工糊制的白色硬纸盒。盒子表面已经泛黄发脆，四角磨损得厉害。没有打开，阿宝只是用手指极其轻缓地、一遍遍地抚过那粗糙的纸面。陶陶和小闲的目光都死死锁在这个小盒子上，阁楼里只剩下灯泡电流微弱的嘶嘶声和他们粗重压抑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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