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路上的觥筹交错、老板娘们争奇斗艳的热情邀约，如同黄浦江上永不熄灭的霓虹，映照着宝总初登舞台的喧嚣与浮华。和平饭店套房的落地窗外，是远东最璀璨的夜景，但窗内，宝总的心底却时常掠过一丝难以言喻的空茫。金美林的豪宴、红鹭的奢靡、金凤凰的雅致，固然让他见识了上海滩顶层的繁华与门道，在爷叔的指点下也学会了周旋应对，但那些推杯换盏间的试探、利益交织下的热情，总像隔着一层昂贵的玻璃，触不到真实的温度。他像一颗被骤然投入名利场的石子，表面的光鲜下，骨子里依旧是那个从咸亨路弄堂里挣扎出来的阿宝，渴望着一份能熨帖肠胃、更熨帖心灵的踏实感。
就在宝总于黄河路的喧嚣中寻找立足点的同时，一条与之平行、却气质迥异的支流，正悄然汇入上海滩的夜色长河。
黄河路西段，靠近苏州河畔，有一条不起眼的小马路，名叫永康里。这里没有黄河路的金碧辉煌，没有外滩的恢弘气派，只有一排排低矮的、带着岁月痕迹的石库门房子。梧桐树的枝叶在初秋的风里沙沙作响，路灯的光晕昏黄而静谧，空气里弥漫着隔壁老式糕团店飘来的甜香和家常饭菜的烟火气。
永康里深处，靠近弄堂拐角的地方，有一间小小的门面。门楣上挂着一块新漆的木匾，上面用清秀的行楷写着三个字：夜东京。匾额不大，灯光也不甚明亮，在夜色里显得有些低调，甚至有些寂寥。与黄河路上那些动辄霓虹闪烁、招牌恨不得戳破天的酒楼相比，它更像是一盏安静守候的旧灯笼。
店主是个年轻女子，名叫玲子。她刚从日本回来不久，身上还带着东洋生活留下的些许印记——穿着素净的棉麻衣衫，头发松松挽在脑后，露出一段白皙的脖颈，动作利落中透着一种沉静的韵律感。她盘下这间小店，看中的就是它的闹中取静和那份被时光打磨过的旧上海底子。
房东是一位姓葛的老先生，大家都叫他葛老师。葛老师是永康里的老住户，以前在中学教国文，退休后守着祖上传下的这点房产，为人温和儒雅，带着老派知识分子的清高与恬淡。
玲子租下这间小馆，葛老师就住在楼上。楼下除了玲子的小馆，还有一间临街的小铺面，租给了一个叫菱红的年轻姑娘。菱红是苏北人，在上海打拼几年，盘下这个小铺子，卖些从南方淘来的时髦饰品、衣服和小玩意儿，生意不温不火，但胜在自由自在。她性格爽利，带着点市井的泼辣和精明，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儿。
夜东京开张那天，没有鞭炮齐鸣，没有花篮簇拥。玲子只是在门口挂上了那块木匾，点亮了门口那盏小小的、暖黄色的灯笼。店内空间不大，只摆得下四五张小小的方桌，铺着素雅的格子桌布。墙壁刷成了米白色，挂着几幅玲子从日本带回来的浮世绘复制品。吧台后面是一个小小的开放式厨房，灶台擦得锃亮。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混合着木头、清酒和某种不知名香料的干净气息。
葛老师作为房东，自然成了第一位客人。他踱着方步进来，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打量着这焕然一新的小店，点点头：“嗯，玲子姑娘布置得雅致，比之前那个油腻腻的馄饨铺清爽多了。‘夜东京’……名字也好，有味道。”他点了一壶清酒，一碟玲子自己腌渍的梅子，坐在靠窗的位置，就着昏黄的灯光看起了随身带来的线装书。
菱红也好奇地凑过来，倚在门口，打量着店里的陈设：“玲子姐，侬这里卖啥呀？日本料理？寿司刺身？”
玲子正在吧台后擦拭清酒杯，闻言抬头笑了笑，灯光下她的眉眼温润：“不全是。有些简单的日式小菜，关东煮，茶泡饭，也做些本帮小炒。主要还是想做个安静吃饭、喝点小酒的地方。”
“哦哟，格调蛮高的嘛！”菱红眼睛一亮，“那以后阿拉邻居要常来捧场！侬这里清净，比外头那些闹哄哄的地方好多了！”她说着，从自己店里拿了个新进的、造型别致的树脂发卡别在玲子发髻旁，“喏，送侬！开张大吉！”
玲子摸了摸发卡，笑着道谢。菱红性格活泼，很快和玲子熟络起来，成了夜东京的常客兼义务宣传员。葛老师也几乎每晚都来，有时看书，有时和玲子聊几句闲话，说说永康里的旧事，或者点评一下玲子新尝试的小菜。小小的夜东京，在永康里昏黄的夜色里，亮起了一盏温暖而独特的灯火，吸引着几个同样寻求宁静的灵魂。
宝总第一次踏进夜东京，纯属偶然。
那晚，他在金美林应付完一场推不掉的应酬。卢美琳大姐头依旧热情似火，席间各路“朋友”轮番敬酒，场面喧嚣。宝总穿着爷叔指定、培罗蒙定制的昂贵西装，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说着场面话，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茅台。胃里翻江倒海，脑子里嗡嗡作响。好不容易脱身，坐进陶陶开来的新桑塔纳里（这是用炒股赚的钱买的，比皇冠低调），他疲惫地靠在椅背上，吩咐道：“随便开，找个安静地方，透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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