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上海，农历二月刚过，雨就像被捅破的棉絮，连绵不绝地往下淌。黄浦江的水涨得漫过了码头的青石板，浑浊的浪头拍打着岸边的木桩，把青苔泡得发绿。朝歌膳房门前的梧桐树刚冒新芽，就被雨水裹着泥点打蔫，新叶蜷在枝桠上，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朱成碧站在二楼“临江阁”的窗边，指尖无意识地划过窗棂——那里还留着她昨夜布下的细弱灵气，能挡些潮气，却挡不住巷口巡捕铜哨的尖利。她手里攥着块杭绸细布，是去年沙逊送的，比普通棉布软和，擦过的瓷盘连水痕都留不下，可擦了三遍玻璃，水汽还是源源不断地凝在上面，把巡捕的身影晕成模糊的灰影。
楼下传来推门的响动，接着是熟悉的脚步声——周先生来了。他的藏青洋行制服下摆沾着泥，裤脚卷到膝盖，露出的袜子湿得能拧出水，手里攥着本湿漉漉的账本，纸页边缘都泡得发皱。“陈太太，这月的洋行订单少了三成。”他把账本往红木桌上一放，指尖划过“洋行聚餐”那栏的红叉，叹了口气，“总办说‘四一二’就快到了，不少职员怕被贴上‘赤党’标签，连周五的例行聚餐都推了，有的干脆辞了职，卷着铺盖回乡下避风头。”
朱成碧转过身，把细布叠好放进兜里。她走到桌边，翻开账本里的食材页，指尖在“江鲜”那栏停住时，心口微沉——那股熟悉的滞涩感又来，是灵气感知到的麻烦。“昨天王掌柜送蟹来，说沪东码头扣了三艘运江鲜的船。”她声音压得低，“巡捕说船上有‘赤色传单’，其实就是渔民儿子的课本——那孩子才七岁，刚上私塾，课本上还画着小鸭子呢。咱们的醉蟹要是还走往常的江道，怕是要断货。”
“要不先停了醉蟹？”陈玄从楼下上来，手里提着个藤编食盒，盒盖一打开，卤汁的香气就混着雨气飘了出来。他走近时，朱成碧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水汽——他刚去了后厨，帮张老板翻了卤料。食盒里的卤蟹码得整齐，蟹壳红亮，卤汁顺着壳缝往下滴，在垫纸上映出深色的印子。“我跟张老板商量了，老卤再熬三天，加些花椒和桂皮，卤蟹的滋味能压过些腥气。而且卤蟹能放五天，比醉蟹耐存，就算进货慢了，也能撑几天。”
朱成碧捏起一只卤蟹，指尖掠过蟹壳时，一丝极淡的暖意渗进蟹肉——是她下意识渡过去的灵气，能让卤味更透，还能多存两天。她把蟹放回食盒，摇了摇头：“卤蟹可以做，但醉蟹不能停。你忘了？去年李律师家办寿宴，就指着咱们的醉蟹撑场面。现在客人心里本来就慌，要是连熟悉的蟹香都没了，更坐不住了。”她走到窗边，望着雨幕里的内河方向，灵气顺着视线探出去，能隐约感知到小舢板划过水面的轻响，“找老渔民走内河的小舢板吧，从苏州河绕进来，虽然比江道慢两天，但巡捕查得松。王掌柜应该认识人，让他帮忙联系下。”
隔天一早，天还没亮，陈玄就带着阿福去了沪西的内河码头。雨还在下，细密的雨丝打在脸上，冷得人直打哆嗦。陈玄出门前，朱成碧往他兜里塞了块温热的姜片——是用灵气烘过的，能驱寒，还能让他在湿滑的路上走得稳些。码头的积雪还没化透，踩在上面咯吱响，深一脚浅一脚的，很快就把裤脚浸得湿透。远远地，他们就看见一艘小舢板在雾里飘着，像片叶子，船头站着个穿蓑衣的人——是王掌柜说的老渔民阿贵。阿贵正用斧头凿着船边的薄冰，斧头落下去，冰碴子溅得满脸都是。
“陈老板，您怎么来了这么早？”阿贵看见他们，放下斧头跳上岸，蓑衣上的水珠顺着领口往下淌，把胸前的粗布衫打湿了一片。他从怀里掏出个烟袋，烟杆上的铜锅都磨出了包浆，点了三次才把烟点着：“这河上的水警最近查得严，还要收‘过路费’，每船蟹得交两块银元，不然就扣货。昨天我隔壁的老王，运了一船刀鱼，没交钱，被水警把鱼都倒在河里了，他蹲在岸边哭，哭得像个孩子。”
陈玄皱了皱眉，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四块银元——比平时多带了一倍，是朱成碧特意让他准备的。“您多费心，要是遇到麻烦，就提杜先生的名字。”他把布包递给阿贵，“杜先生在法租界的面子，他们多少得给点。”阿贵接过银元，塞进怀里的粗布兜，拍了拍：“您放心，我跟水警的李头熟，提杜先生肯定管用。明天一早，我准把蟹送到膳房后门。”
那天傍晚，小舢板果然按时到了。阿福和后厨的伙计忙着卸蟹，竹筐刚落地，就围过来几只流浪猫，喵喵地叫着蹭裤腿。朱成碧站在廊下，看着阿贵把最后一筐蟹递过来，指尖在筐沿轻轻一碰——灵气扫过，确认每只蟹都鲜活，没有被水警动过手脚。她递给他一碗热姜汤：“辛苦您了，这碗汤驱寒。”阿贵接过碗，仰起头一口喝干，抹了抹嘴说：“陈太太您太客气了。去年冬天我儿子得了风寒，没钱抓药，还是您给了我五块银元，不然那孩子的命都保不住。这点忙，我肯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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