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行的门脸很大，铜制的门环擦得发亮，门口站着个穿黑西装的门童，看见陈玄进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语气有些冷淡：“先生，请问您需要什么？”
“我要两盒消炎药。”陈玄说。
门童把他领进店里，洋行老板正坐在柜台后看报纸，是个五十多岁的英国人，留着络腮胡，手里拿着个银质的烟斗。听见动静，他抬起头，用生硬的中文问：“消炎药？你要这个做什么？”
“给朋友用，他生病了。”陈玄没说实话。
英国人笑了笑，放下报纸，从柜台里拿出两盒消炎药，放在柜台上：“这是进口的，很贵，一块银元一盒。”
陈玄把两块银元放在柜台上，拿起药盒揣进怀里。药盒是铁制的，棱角硌着胸口，让他想起些遥远的日子——那时他也常揣着药，在演训场奔波，只是那时的药，比现在的要精致得多。
“你们中国人真疯狂。”英国人突然说，看着陈玄的背影，“为了一座楼，不要命了。”
陈玄没回头，径直走出了洋行。他知道英国人说的是四行仓库，在洋人眼里，这场战争不过是一场闹剧，可在他眼里，这是家国存亡的关头，容不得半点退缩。
回到食肆时，已经是中午了。雾散了些，阳光透过云层照下来，落在地上，形成一道道斑驳的光。朱成碧正把烙好的葱油饼往粗布包里塞，已经装了三个大布包，每个包里都有七八十块饼。周木匠坐在桌边，手里拿着张地下通道的草图，图纸是用炭笔画的，线条歪歪扭扭，边缘还沾着点炭灰。
周木匠今年六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用一根粗布带子扎在脑后。他是建食肆时的老木工，食肆里的桌椅、门窗，都是他亲手做的。去年日军轰炸时，他的儿子没了，他就留在了食肆，帮着朱成碧打理些杂事，平时也修修桌椅，日子过得简单。
看见陈玄回来，周木匠赶紧站起来，把草图递给他：“玄小子，你看这通道，从酒窖后面下去，台阶是石头铺的，能通到南岸的芦苇丛，离仓库侧门只有五十步。我去年检修过，通道没塌，就是有点潮，得小心滑。只是不知道出口附近有没有鬼子的暗哨，要是有的话，咱们送物资就危险了。”
陈玄接过草图，仔细看了看。通道的入口在酒窖的角落里，用一块石板盖着，平时不注意根本发现不了。他指了指通道出口的位置，对周木匠说：“往西三十步，有个流动暗哨，每二十分钟探次头，带的是三八式步枪，子弹没上膛。我刚才在堤岸看见他换弹夹，动作慢，应该是个新兵，没什么经验。咱们可以趁他换班的空当走，换班有十分钟的时间，足够咱们把浮板推到仓库侧门了。”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周木匠愣了愣，眼睛瞪得大，“连暗哨的枪型都知道，你以前是不是当过兵？”
陈玄没直接回答，只笑了笑：“以前跟着老乡学过点本事，能看出些门道。浮板得加固，用三块门板拼成‘品’字形，中间垫层铁皮，能挡步枪弹，再涂成黑色，夜里探照灯照不出来。”
周木匠点了点头，没再追问。他知道陈玄是个有本事的人，只是不爱说罢了。他拄着拐杖站起来，往后院走：“我去把铁皮找出来，后院还有几块去年修屋顶剩下的铁皮，应该够垫浮板的。”
朱成碧走到陈玄身边，递给他一杯热水：“歇会儿吧，跑了一上午，累了。”
陈玄接过水杯，喝了一口。水是温的，带着点淡淡的茶香，是朱成碧用去年剩下的茶叶泡的，平时舍不得喝，只有客人来的时候才拿出来。
“对了，刚才有个姑娘来找你。”朱成碧突然说，“穿蓝布学生装，辫子上沾着泥，说她哥是仓库的通讯兵，想让咱们帮忙送电话线。我让她在楼上等着了，你去看看吧。”
陈玄点了点头，往二楼走。二楼的房间大多空着，去年日军轰炸后，客人就少了，只有几个逃难的百姓住在这儿，朱成碧没收他们的钱，还管他们吃饭。
林秀芝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手里紧紧攥着个小药箱，药箱是木制的，上面贴着张纸条，写着“林阿明收”。她穿着件蓝布学生装，衣服的袖子破了，露出里面打了补丁的衬衣，辫子上沾着泥，发梢还滴着水，显然是跑了很远的路。她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看见陈玄进来，赶紧站起来，有些局促地攥着衣角：“你就是陈哥吧？朱姐说你能帮忙。”
“坐吧。”陈玄指了指对面的椅子，“你哥是仓库的通讯兵？电话线怎么断的？”
林秀芝坐下，把药箱放在腿上，声音有些发颤：“昨天鬼子轰炸，把电话线炸断了。我哥托人带信出来，说谢团长急着联系外界，要是联系不上，仓库里的伤员就没救了——没有药，也没有绷带，有的兵腿上的伤口都化脓了，只能用面粉袋当绷带，渗血的布条都结了痂，碰一下就疼得直抽气。”
她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张纸条，纸条皱巴巴的，上面的字是用铅笔写的，被汗水浸得有些模糊：“这是我哥写的，他说只有朝歌食肆能往南岸送东西，让我来找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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