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行的门脸很大,铜制的门环擦得发亮,门口站着个穿黑西装的门童,看见陈玄进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语气有些冷淡:“先生,请问您需要什么?”
“我要两盒消炎药。”陈玄说。
门童把他领进店里,洋行老板正坐在柜台后看报纸,是个五十多岁的英国人,留着络腮胡,手里拿着个银质的烟斗。听见动静,他抬起头,用生硬的中文问:“消炎药?你要这个做什么?”
“给朋友用,他生病了。”陈玄没说实话。
英国人笑了笑,放下报纸,从柜台里拿出两盒消炎药,放在柜台上:“这是进口的,很贵,一块银元一盒。”
陈玄把两块银元放在柜台上,拿起药盒揣进怀里。药盒是铁制的,棱角硌着胸口,让他想起些遥远的日子——那时他也常揣着药,在演训场奔波,只是那时的药,比现在的要精致得多。
“你们中国人真疯狂。”英国人突然说,看着陈玄的背影,“为了一座楼,不要命了。”
陈玄没回头,径直走出了洋行。他知道英国人说的是四行仓库,在洋人眼里,这场战争不过是一场闹剧,可在他眼里,这是家国存亡的关头,容不得半点退缩。
回到食肆时,已经是中午了。雾散了些,阳光透过云层照下来,落在地上,形成一道道斑驳的光。朱成碧正把烙好的葱油饼往粗布包里塞,已经装了三个大布包,每个包里都有七八十块饼。周木匠坐在桌边,手里拿着张地下通道的草图,图纸是用炭笔画的,线条歪歪扭扭,边缘还沾着点炭灰。
周木匠今年六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用一根粗布带子扎在脑后。他是建食肆时的老木工,食肆里的桌椅、门窗,都是他亲手做的。去年日军轰炸时,他的儿子没了,他就留在了食肆,帮着朱成碧打理些杂事,平时也修修桌椅,日子过得简单。
看见陈玄回来,周木匠赶紧站起来,把草图递给他:“玄小子,你看这通道,从酒窖后面下去,台阶是石头铺的,能通到南岸的芦苇丛,离仓库侧门只有五十步。我去年检修过,通道没塌,就是有点潮,得小心滑。只是不知道出口附近有没有鬼子的暗哨,要是有的话,咱们送物资就危险了。”
陈玄接过草图,仔细看了看。通道的入口在酒窖的角落里,用一块石板盖着,平时不注意根本发现不了。他指了指通道出口的位置,对周木匠说:“往西三十步,有个流动暗哨,每二十分钟探次头,带的是三八式步枪,子弹没上膛。我刚才在堤岸看见他换弹夹,动作慢,应该是个新兵,没什么经验。咱们可以趁他换班的空当走,换班有十分钟的时间,足够咱们把浮板推到仓库侧门了。”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周木匠愣了愣,眼睛瞪得大,“连暗哨的枪型都知道,你以前是不是当过兵?”
陈玄没直接回答,只笑了笑:“以前跟着老乡学过点本事,能看出些门道。浮板得加固,用三块门板拼成‘品’字形,中间垫层铁皮,能挡步枪弹,再涂成黑色,夜里探照灯照不出来。”
周木匠点了点头,没再追问。他知道陈玄是个有本事的人,只是不爱说罢了。他拄着拐杖站起来,往后院走:“我去把铁皮找出来,后院还有几块去年修屋顶剩下的铁皮,应该够垫浮板的。”
朱成碧走到陈玄身边,递给他一杯热水:“歇会儿吧,跑了一上午,累了。”
陈玄接过水杯,喝了一口。水是温的,带着点淡淡的茶香,是朱成碧用去年剩下的茶叶泡的,平时舍不得喝,只有客人来的时候才拿出来。
“对了,刚才有个姑娘来找你。”朱成碧突然说,“穿蓝布学生装,辫子上沾着泥,说她哥是仓库的通讯兵,想让咱们帮忙送电话线。我让她在楼上等着了,你去看看吧。”
陈玄点了点头,往二楼走。二楼的房间大多空着,去年日军轰炸后,客人就少了,只有几个逃难的百姓住在这儿,朱成碧没收他们的钱,还管他们吃饭。
林秀芝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手里紧紧攥着个小药箱,药箱是木制的,上面贴着张纸条,写着“林阿明收”。她穿着件蓝布学生装,衣服的袖子破了,露出里面打了补丁的衬衣,辫子上沾着泥,发梢还滴着水,显然是跑了很远的路。她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看见陈玄进来,赶紧站起来,有些局促地攥着衣角:“你就是陈哥吧?朱姐说你能帮忙。”
“坐吧。”陈玄指了指对面的椅子,“你哥是仓库的通讯兵?电话线怎么断的?”
林秀芝坐下,把药箱放在腿上,声音有些发颤:“昨天鬼子轰炸,把电话线炸断了。我哥托人带信出来,说谢团长急着联系外界,要是联系不上,仓库里的伤员就没救了——没有药,也没有绷带,有的兵腿上的伤口都化脓了,只能用面粉袋当绷带,渗血的布条都结了痂,碰一下就疼得直抽气。”
她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张纸条,纸条皱巴巴的,上面的字是用铅笔写的,被汗水浸得有些模糊:“这是我哥写的,他说只有朝歌食肆能往南岸送东西,让我来找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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