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的旧金山港，咸涩的海风裹着雾汽，吹得朱成碧鬓角的碎发贴在脸颊上。“威尔逊号”邮轮缓缓靠岸时，她扶着栏杆往下望，码头上挤满了接机接船的人，举着纸牌的手在雾里若隐若现，华人面孔零星夹杂其中，让她想起上海十六铺码头的热闹，却又多了几分陌生的疏离。
陈玄提着两个沉甸甸的行李箱走在前面，箱子里装着上海的丝绸样品、几罐龙井，还有厚厚的一叠账本——那是他们在上海做贸易时的记录，密密麻麻记着供货方、运输路线和客户反馈，是他们仅有的“资本”。“先去华人商会，”他回头对朱成碧说，声音带着点疲惫，却很坚定，“路易之前写了推荐信，说商会的周会长是上海人，或许能帮上忙。”
出海关时，他们遇到了第一个难题。海关官员拿着丝绸样品反复查看，用生硬的中文问：“这些货物的进口许可呢？用途是什么？”朱成碧心里一紧，在上海做贸易时虽也常跟海关打交道，但美国的规则她一无所知。陈玄却镇定地掏出账本，指着上面的客户记录：“这些是样品，之前在上海与欧洲客户有长期贸易合作，现在想来美国拓展市场，所有记录都可追溯，保证合规。”或许是账本上工整的字迹和详细的明细让官员放下了戒心，最终顺利放行，只是提醒他们尽快办理营业执照。
找到华人商会时，已经是下午。周会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中山装，说话带着上海口音，听他们报出路易的名字，又翻看了账本，眼神里多了几分认可：“路易在旧金山的华人圈子里名声不错，说你们在上海做贸易时最讲诚信，连战乱时都没误过单子。现在刚到美国，不容易，我帮你们找个临时住处，再介绍几个货运的活儿，先立足再说。”
临时住处是唐人街一间带阁楼的小公寓，楼下是家面馆，油烟味能飘到二楼。朱成碧收拾阁楼时，发现窗户正对着一条小巷，巷子里有华人孩子在追跑，用上海话喊着“捉特务”，让她瞬间红了眼眶。陈玄靠在门框上，手里拿着周会长介绍的货运单子：“明天就去接第一单，把唐人街几家餐馆的新鲜食材从港口运过来，虽然利润少，但能熟悉路线。”
第二天一早，他们租了辆二手卡车，陈玄开车，朱成碧坐在副驾上记路线。旧金山的街道起伏很大，上坡时卡车发动机“突突”响，像要随时熄火。第一家餐馆的老板是广东人，见他们是上海来的，笑着说：“听说你们在上海能把货从苏州运到租界，再难的路都能走，以后我的货就交给你们了。”那天他们跑了五家餐馆，回到公寓时已经是深夜，两人累得倒头就睡，梦里全是上海的黄浦江和朝歌食肆的粥香。
1949年底，他们靠着接货运单子和零星的丝绸贸易，攒下了第一笔钱。在周会长的帮助下，他们租了唐人街附近一间小办公室，挂出了“江海实业公司”的牌子——“江海”两个字，既念着上海的黄浦江，也望着美国的太平洋，想把两地的生意连起来。开业那天，路易从法国寄来一束鲜花，附信说：“听说你们开了公司，真为你们高兴，欧洲的客户还在问丝绸的事，以后可以继续合作。”
公司刚起步时，只有他们两个人，陈玄跑业务、管运输，朱成碧管财务、对接客户。有一次，他们接了个从旧金山运丝绸到洛杉矶的单子，路上遇到暴雨，卡车在高速上抛锚。陈玄冒雨去附近的小镇找修理铺，朱成碧守在卡车旁，怕雨水淋湿丝绸，把自己的外套盖在货箱上。等修好车赶到洛杉矶时，比约定时间晚了半天，客户脸色不好看，朱成碧赶紧拿出备用的丝绸样品，解释说：“虽然晚了，但所有丝绸都检查过，没有受潮，要是您不满意，我们愿意赔偿运费。”客户看着她冻得发红的手和完好的丝绸，最终松了口气：“你们做事这么细心，以后我的货还找你们。”
这件事让他们意识到，光靠传统运输和贸易，利润有限，还容易受天气、路况影响。陈玄开始琢磨转型，他常去旧金山的图书馆，翻查战后美国的行业报告，看到“电子元件”“精密仪器”等词汇频繁出现，又听周会长说，很多美国工厂在战后需要扩大生产，科技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心里渐渐有了想法。
1950年1月，旧金山举办了一场工业博览会，陈玄特意去了。展厅里摆满了收音机、小型发电机，还有他从没见过的电子管，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工程师正在演示如何组装精密仪器。他站在旁边看了半天，不懂就问，工程师们见他好奇，也愿意解答。其中一个叫汤姆的工程师，听说他在做运输生意，笑着说：“现在很多科技公司需要把零件运到各地工厂，要是你们能提供更专业的运输服务，比如防震、防潮的包装，肯定能有市场。”
陈玄把汤姆的话记在心里，回来后和朱成碧商量：“咱们不能只做普通货运，得往科技上靠。美国现在缺的不是运输公司，是能懂科技产品需求的运输方，要是咱们能同时做科技产品的进出口和专业运输，说不定能打开局面。”朱成碧虽然对科技行业不熟，但信任陈玄的判断，她拿出账本：“咱们现在有十几万美金的积蓄，够不够先雇个工程师，再租个小仓库放科技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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