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这座城中之国的高墙，在1918年春天的阳光下，依旧散发着一种与世隔绝的、凝固了时间的沉默威严。但在教皇宫殿的深庭秘室之内，空气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焦灼与权衡。
现任教皇本笃十五世，一位面容清癯、眼神中带着挥之不去的忧虑的学者型教宗，正聆听着国务卿加斯帕里枢机主教的汇报。与1914年去世的庇护十世那种毫不妥协的强硬不同，本笃十五世上任伊始便致力于呼吁和平，尽管在炮火轰鸣的欧洲收效甚微。他比前任更务实，也更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席卷世界的战争正在不可逆转地改变一切，包括教廷与意大利之间那道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冰冷鸿沟。
“陛下，”加斯帕里枢机声音低沉，“意大利人再次发出了信号，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明确。他们希望进行‘非正式、探索性’的对话，主题是‘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促进国家精神和谐’。传递信息的是索尼诺外交大臣的私人密使，据信得到了科斯塔首相的直接授权。”
本笃十五世的手指轻轻拂过面前一本厚重的教会法典，指尖感受到羊皮封面细腻的纹理。“彻底解决……”他重复着这个词，声音里听不出情绪，“加斯帕里，你认为那位‘意大利的舵手’，在巴尔干取得了一场辉煌胜利、全国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什么突然转头，想要搬开我们这块石头？”
加斯帕里沉吟片刻：“有几个可能。第一，战争即将结束，他需要整合国内一切力量，应对战后复杂的政治格局。长期与圣座的对立，始终是国内一颗不稳定的钉子，尤其牵动着数百万虔诚教徒的心。第二，他在为某种更大的政治图景铺路。解决‘罗马问题’，能极大地提升他的威望，赢得中间派和温和天主教徒的广泛支持，削弱任何潜在反对者的道德基础。第三……或许，他真的认为现在是历史性的和解时机，战争让所有人都疲惫了，包括我们。”
教皇沉默良久。窗外的罗马城轮廓在夕阳下清晰可见，那是教廷失去的世俗王国，也是他每日都能望见却无法踏足的“囚笼”外的世界。近半个世纪的僵持，消耗了教廷无数的精力和道德资源。战争期间，他呼吁和平的宣言常常被交战双方无视，教廷的影响力跌至冰点。而一个即将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意大利，如果决心用更强硬的手段“世俗化”，后果不堪设想。反过来，如果能在此时达成一个体面的协议……
“安排吧，”本笃十五世最终开口，声音带着一丝疲惫的决断，“地点要绝对隐秘。我们的底线是：圣座的独立与尊严必须得到实质性的、永久的保障。我们可以面对现实，但绝不能是屈辱的投降。”
几天后，梵提冈郊区，一座隶属于本笃会、以严守静默着称的古老修道院。地下一间原本用于抄写经卷和储藏葡萄酒的石室，临时布置成了谈判场所。长条木桌两侧，分别坐着意大利王国全权特使（一位资深情报官员出身、现任外交部高级顾问）和梵蒂冈国务秘书处的二号人物彼得罗·加斯帕里蒙席（加斯帕里枢机的得力副手），双方都只带了一名记录员和一名翻译。
谈判从开始就触碰最核心的痛点。“圣座对罗马的历史性权利和道德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石。”梵蒂冈代表语气坚定。
意大利特使不紧不慢地回应：“蒙席阁下，我们尊重历史和信仰。但另一个不可侵犯的事实是，自1870年9月20日起，罗马就是意大利王国合法且有效的首都，得到了绝大多数罗马公民和国际社会的承认。半个世纪过去了，一代人已经成长、老去。继续坚持一个在现实中已不存在的‘教皇国’领土主张，除了持续消耗双方，并让数百万既爱意大利也爱教会的信徒心灵撕裂外，还有什么实际益处？尤其是在此刻，”他加重语气，“当整个世界都在经历血与火的洗礼，无数灵魂渴望真正的和平与安定之时。”
第一次会谈不欢而散，但渠道保持着。亚历山德罗在罗马收到密报后，指示索尼诺：“可以适当提高价码。核心是：教廷必须明确、永久地放弃对罗马及其他旧领土的权利要求，承认现状。作为回报，我们可以给予梵蒂冈一个明确的、受国际法保护的独立城国地位，以及一笔足够维持其体面运作的资金。要快，我们没有时间无休止地扯皮。”
经过几轮艰难会谈，意大利方面抛出了具体方案草案：划定梵蒂冈城墙内的区域为独立主权国家；意大利保障其永久中立、安全，并提供一条连接城外的通道（和解大道）；一次性支付大额补偿金；教廷在国际事务中享有主权实体地位。同时，教廷需正式承认罗马为意大利首都，意大利王国为合法政府，双方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并就婚姻、教育、财产等具体问题达成一系列协定，明确政教分离原则和各自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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