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英殿的那杯茶，滋味如何，杨士奇已然记不清晰了。只记得那白玉杯壁传来的温热，与他当时冰冷指尖形成的鲜明对比，以及退出殿门时，背后那两道如有实质、久久未散的审视目光。
回到翰林院，一切仿佛如旧。王掌典籍见了他，眼神里多了几分难以言说的探究，却终究什么都没问，只挥挥手让他继续去整理稿本。同僚们的态度则微妙得多，敬畏有之，疏远有之，亦有几分藏在客气下的嫉妒。杨士奇一概以平日的温和与沉默应对，仿佛那场惊心动魄的殿前奏对从未发生。
他依旧埋首于甲字库房的故纸堆中，只是校订的速度，似乎比往日更慢了些，落笔也更加审慎。他知道，自己如今已不再是那个无人问津的新科编纂，暗处不知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行差踏错，便是万丈深渊。
如此过了七八日，风平浪静。就在他以为那日之事将如投石入水，仅余微澜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传召，打破了表面的平静。
来的是东宫的一名内侍，态度恭敬却不容拒绝：“杨编纂，太子殿下偶览《礼记》，于《王制》篇有疑，闻杨编纂精于经义，特召殿下前往春坊讲读。”
太子召见讲读！
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迅速传遍了翰林院。这已非普通的公务，而是明确的青睐，是来自帝国未来继承人的橄榄枝。一时间，各种目光再次聚焦于杨士奇身上，比之前次，更添复杂。
杨士奇心中凛然。太子的处境，他素有耳闻。体胖多病，不为雄才大略的永乐帝所喜，更有虎视眈眈、军功卓着的汉王弟在一旁觊觎。这春坊讲读，是机遇，更是漩涡。
他整理衣冠，随内侍穿过数道宫门，来到位于紫禁城东部的春坊。此处虽不及武英殿威严，却自有一股端凝之气。殿内陈设典雅，书卷气息浓厚，只是空气中，似乎总隐隐浮动着一丝挥之不去的药味和压抑。
太子朱高炽端坐于书案之后，他身形肥胖，行动似有些不便，面色带着久病之人的苍白，但一双眼睛却温润而明亮，透着仁厚与真诚。见杨士奇进来，他并未端坐受礼，反而微微前倾了身子，脸上露出温和的笑意：“杨先生来了，不必多礼，快请坐。”
一声“先生”，让杨士奇心头微震。他依礼参拜后，才在内侍搬来的锦墩上侧身坐下。
“孤近日读《王制》，见其中所言‘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又言‘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道理自是好的，然则如何行于今世？我大明疆域万里，南北殊俗，田地肥瘠不同，若只依古制，恐难施行。不知先生有何见解？”太子开门见山，问题直接切中了经义与现实的结合点。
杨士奇收敛心神，略一沉吟，并未直接引用经书注解，而是结合他这些时日整理实录所见，从容道：“殿下所虑极是。《王制》所言，乃立国建制之根本大法，其精髓在于‘必参相得’四字。非是拘泥于古制尺寸，而在‘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他声音平和，条理清晰：“譬如洪武年间，太祖皇帝于江南重置县邑，多因其人口稠密，商贸繁盛，故城垣广阔，衙署齐备；而于北疆新附之地，则多设卫所，军民合一，城寨规模虽小，却重在戍守。此便是‘度地以居民’之变通。又如永乐初年，陛下迁徙山西、湖广之民以实北平，亦是考量到北平经靖难之役后，地广人稀，需平衡人口与土地之‘参相得’。”
他没有空谈仁义，而是将经义与洪武、永乐两朝的具体政令、措施相结合，娓娓道来。既阐释了经典的微言大义，又展现了其对国朝实务的熟悉。
太子听得极为专注，不时颔首，眼中赞赏之色愈浓。待杨士奇告一段落，他抚掌轻叹：“先生之言，通透！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今听先生讲《王制》，方知经义需与实政相参，方能学以致用。比那些只会寻章摘句的腐儒，强过百倍！”
他挥了挥手，示意左右内侍皆退下。殿中只剩下他们二人，气氛顿时变得更加私密，也更加沉重。
殿门合上的轻响传来，太子朱高炽脸上那温和的笑意渐渐敛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掩饰的疲惫与忧虑。他肥胖的身躯微微向后靠了靠，仿佛支撑这身皮囊已耗尽了力气。
“先生可知，”太子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孤这个太子，做得……甚是艰难。”
杨士奇心头一紧，垂首道：“殿下乃国之储贰，身系天下安危，责任重大，自是非常人所能想象。”
“储贰？”太子苦笑一声，那笑容里满是涩意，“父皇雄才大略，威加海内。孤却……却只是个行动不便、体弱多病的胖子。文不及父皇经纬之才，武不及二弟（汉王）驰骋之能。朝野上下，有多少人觉得孤德不配位？便是父皇……”他话语顿住，后面的话，尽在不言中。
他看向杨士奇，眼神里带着一种近乎脆弱的坦诚：“二弟在朝在军，党羽众多，屡屡进谗。孤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知何时，便会……便会坠入万丈深渊。这东宫之位，看似尊荣，实则如火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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