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三年的长安城，春天来得特别蹊跷。二月刚过，柳树还没抽全芽儿，中书省就贴出了告示：圣上开“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广纳天下敢说话的人。
告示前围了一群人。卖胡饼的老王踮着脚瞅了半天，扭头问旁边卖笔墨的张秀才：“这‘直言极谏’是啥意思？直着脖子说话？”
张秀才捋了捋稀疏的胡子：“就是……什么话难听你说什么，什么茬儿难挑你挑什么。”
老王“啧”了一声：“那不就是找茬儿么？朝廷花钱请人来找自己的茬儿？”
这话引得周围一阵哄笑。但人群里，有三个年轻人没笑——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他们互相看了一眼，眼神里都有光。
城西一家小酒馆里，三人凑在一桌。
“机会。”牛僧孺说话向来简洁，两个字像两块石头，扔桌上“咚”一声。
李宗闵给他倒酒：“确实是机会。但说些什么呢？说今年雨水少？说西市米价涨了？”
“要说就说疼处。”皇甫湜年纪最小，性子最冲，“藩镇节度使个个拥兵自重，朝廷赏赐无度；宦官监军乱政；还有那些宰相们……”他顿了顿，压低声音，“李吉甫李相公，前年扳倒滑涣是有功，可如今呢？专权跋扈，用人唯亲。”
空气安静了一瞬。
牛僧孺端起酒杯：“那就写。写藩镇，写宦官，写宰相专权。”
“你不怕？”李宗闵问。
“怕什么？”牛僧孺笑了，笑容里有种书生的天真，“圣上既然开这个科，就是要听真话。我们说了真话，难道还有罪？”
皇甫湜一拍桌子：“说得好！来来来，满上！”
三只酒杯碰在一起，酒洒了一半。他们不知道，这半杯酒，将来会发酵成一场延续四十年的党争。
主考官杨於陵这两天眼皮直跳。
他是吏部侍郎，接了这差事，原本以为是桩美差——替朝廷选几个敢说话的人才，既显圣明，自己也能落个“慧眼识珠”的好名声。可看着手里已经收上来的十几份策论，他手心开始冒汗。
“大人，”副考官韦贯之凑过来，指着其中一份，“这篇……写得是不是太直了些？”
杨於陵接过来看，署名“牛僧孺”。文章从藩镇割据说起，一路说到宰相权力过大，最后竟暗指“今有大臣，专权自恣，阻塞言路”。这“大臣”说的是谁，朝堂上有点脑子的都猜得出来。
“还有这篇，”韦贯之又递过来一份，“李宗闵写的，说宦官监军‘如虎添翼，反噬其主’。”
“这篇更厉害，”杨於陵自己从卷宗里抽出一份，“皇甫湜，直接说朝廷赏罚不明，‘有功不赏，有过不罚，何以立威？’”
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两个字：麻烦。
“要不……压下来？”韦贯之试探着问。
杨於陵摇头：“压不住。圣上亲自过问的科考，你我若舞弊，脑袋还要不要了？”
“那……”
“该怎样就怎样。”杨於陵深吸一口气，“既然圣上要听真话，咱们就把说真话的人选上去。至于听了之后高兴不高兴……那是圣上的事。”
话虽这么说，当晚杨於陵还是失眠了。半夜起来点了灯，把三人的策论又看了一遍，喃喃自语：“文章是好文章，道理也是正道理，就是这说话的时机……”
放榜那天，贡院外人山人海。
牛僧孺挤在人群里，手心全是汗。他其实不太担心自己中不中——文章写完那刻，他就觉得胸中块垒尽消，中不中已经是其次了。但他想知道，朝廷是不是真的容得下这些话。
“中了！我中了！”前面有人欢呼。
接着，他听见了自己的名字：“牛僧孺——”
然后是李宗闵，皇甫湜。
三人挤出人群，互相看着，忽然大笑起来。那笑容里有狂喜，也有一种“我说了，你们果然敢听”的得意。
他们不知道，此刻宰相府里，李吉甫正气得摔了茶杯。
“混账！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书生！”李吉甫在书房里来回踱步，脸色铁青，“‘宰相专权’？‘阻塞言路’？这说的是谁？说的是我！”
幕僚小心翼翼地劝：“相公息怒，不过是几个书生……”
“书生？”李吉甫猛地转身，“书生才可怕！他们不要前程，只要名声；不要实利，只要个‘敢言’的虚名！今日他们说这些话得了功名，明日全长安的书生都会效仿，到时候满朝都是指着鼻子骂我的人！”
他越说越气。前年他扳倒滑涣，何等风光？整顿吏治，肃清中枢，人人都说他李吉甫是国之栋梁。这才过了两年，怎么就成“专权自恣”的奸臣了？
“备轿，”他忽然停下脚步，“我要进宫。”
紫宸殿里，宪宗皇帝正在看那三篇策论。
年轻的皇帝登基三年，有心振作。开这个科，确实是想听听真话——朝堂上那些老臣，说话总是拐弯抹角，听着累。可看着看着，他的眉头也皱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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