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着实是个烽火连天、波诡云谲的多事之秋。
欧洲大陆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早已陷入胶着的堑壕战僵局，血肉与泥泞交织成绝望的防线。第二次伊普尔战役中，德军悍然打破战争底线，首次大规模使用氯气，冰冷的毒雾席卷战场，正式开启了残酷的化学战序幕；而卢斯战役里，英军则首次启用烟幕弹，试图在迷雾中撕开敌军的封锁，每一场战役都浸透着无尽的惨烈。
四月，为打通达达尼尔海峡、缓解东线俄军的压力，协约国集结重兵发动加里波利登陆战。这场被誉为“一战最大两栖登陆战”的战役，本是丘吉尔寄予厚望的战略部署，却因指挥失当、情报不足，最终陷入旷日持久的拉锯，数万将士倒在异国滩头，沦为乱世的牺牲品。
五月，风云再变。意大利毫无悬念地背弃德奥同盟，毅然倒向协约国阵营，向奥匈帝国正式宣战，在欧洲战场开辟出全新的意大利战线，彻底打乱了同盟国的战略布局。
同月，另一场震惊世界的悲剧悄然发生——德国潜艇在大西洋海域击沉英国豪华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这艘承载着上千名乘客的“海上宫殿”，在短短十八分钟内沉入冰冷的海底，其中128名美国公民不幸遇难。消息传到美国，西奥多先生震怒不已，美国民间的反德情绪瞬间被点燃，浪潮汹涌，为日后美国卷入一战埋下了深深的伏笔。没人知道，这艘邮轮的底舱还藏着173吨军用补给，这场悲剧的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战争阴谋。
乱世之中，亦有星光破尘。这一年，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场方程，彻底完善了广义相对论，为人类探索宇宙的奥秘推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另一边，格里菲斯执导的史诗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在美国上映，其开创性的拍摄技术对后世电影产业影响深远，可影片中充斥的种族主义色彩，却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与抗议。
目光转回华夏大地，山河破碎，风雨如晦。“二十一条”的屈辱已然尘埃落定，袁世凯的复辟之心日渐昭彰，暗中紧锣密鼓地筹备着登基大典；而云南等地，一群心怀家国的仁人志士，正悄悄集结力量，酝酿着护国战争，誓要粉碎这倒行逆施的阴谋，守护共和的火种。
可这漫天烽火、家国大事，芬恩却半点也不关心——他此刻正埋着头，急急忙忙地赶作业，仿佛周遭的乱世都与他无关。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时间回溯到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亲自担任主编，李大钊则是刊物最核心的撰稿人和编辑之一。这份承载着思想启蒙使命的刊物，初期发行量仅有1000本左右，举步维艰，连出版商也渐渐失去了耐心，已然有了停刊的打算。
按常理来说，此刻的陈、李二人，本该四处奔波、艰难筹款，拼尽全力勉力支撑这份刊物的生存。但他们得天独厚，多了一个画风截然不同的朋友——芬恩。二人商议再三，决定去找芬恩碰碰运气，毕竟这个朋友虽说看上去吊儿郎当、不着边际，却极具商业头脑，思维跳脱，对各种新思想也有着极强的兼容性，或许能为《青年杂志》找到一条生路。
可还没等二人登门，他们就先收到了白头山开山门的邀请。无奈之下，只能先搁置找芬恩求助的念头，前往白头山赴约。
开山门仪式落幕之后，陈、李二人想着稍作休整，过两天再专程去找芬恩，便在附近找了一家旅店住了下来。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平静仅仅维持了一个晚上——当天夜里，黑龙会据点突发爆炸，火光冲天，声响震彻街巷。
爆炸之后，整个京城陷入了混乱之中，满大街都是荷枪实弹的军警，四处巡查、盘问，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好不容易等到军警撤去，街头巷尾又出现了帮会分子的身影，斗殴事件频发，混乱不堪。更有传言说，京津交界处战事不断，天天都有枪战，人心惶惶。
躲在旅店里的陈独秀和李大钊，看着窗外的乱象，彻底麻了。本就为刊物的生计愁得焦头烂额，如今又被困在这混乱之中，进退两难。
最后，还是陈独秀率先咬了咬牙、跺了跺脚，沉声道：“这样下去可不行！本来办杂志就把咱们俩折腾得一穷二白，再这么住下去，连旅店钱都掏不起了，必须去找芬恩！”
可令二人意外的是，外面的局势，似乎并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严峻。二人刚走出旅店大门，就有几名洪门弟子上前，神色恭敬地提醒他们，如今街头混乱，若是要出门，他们愿意随行保护。看着这些洪门弟子真诚的模样，陈、李二人心中不禁生出一丝暖意，暗自感叹：芬恩这小子，虽说平日里不着调，但确实是个重情重义、极其合格的朋友。
一路安然无恙，等二人赶到李府，推开门的那一刻，彻底傻眼了——张作霖正和芬恩围坐在火锅旁，推杯换盏，吃得热火朝天，那熟络的模样，只差没当场拜把子认兄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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