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露在祠堂门前的老柏树上凝成水珠，风掠过枝桠时，“滴答”声落在青石板上，像谁在轻声叩门。王卫国捧着个红漆木盘走在最前，盘里摆着三炷香、半块新烙的玉米面饼、一束刚摘的野菊——饼是赵婶凌晨起来烙的，野菊是小李和小桃在山坡上采的，花瓣上还沾着霜，黄灿灿的，在晨光里透着生机。
“慢点走，木盘里的香别晃倒了。”王破军跟在后面，手里拿着本泛黄的《王氏宗谱》，纸页边缘都卷了毛边。这是他昨天从祠堂梁上找出来的，里面记着马家堡王氏族人的名字，其中一半都用红笔圈了——是这几年在抗战中牺牲的，有赵老栓（入赘王氏的女婿，按族规入谱）、吴哥（本家侄子），还有十几个没留下全名的年轻族人，只写着“某氏子，民国三十一年牺牲于反扫荡”。
小李扛着把新削的桃木剑走在侧面，剑身上用朱砂画了简单的平安符——是王破军教他画的，说“桃木镇邪，给祠堂添点正气”。他的军裤上还沾着昨天清扫战场的泥点，却把桃木剑握得笔直：“卫国哥，俺昨天问了张连长，咱们祠堂里的灵位，都是这五年牺牲的族人，有二十三个呢！”
小桃抱着笔记本和一块粗布，布上绣着“忠烈”两个字，是她连夜赶绣的，针脚有些歪，却用了最红的线：“俺把每个灵位的名字都记在本子上了，等会儿擦灵位时，一个都不会漏。”她的“暗号录”早就换成了正经的笔记本，最新一页画着祠堂的草图，灵位排列、供桌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旁边还写了行小字：“今日告慰族人，告以胜利。”
祠堂原是马家堡的村庙，日军扫荡时被烧过半边，去年武工队收复村子后，乡亲们把它改成了祠堂，专门供奉牺牲的族人。走到祠堂门口，王卫国停下脚步——门框上还留着日军刺刀砍过的痕迹，门板是新补的樟子松，上面贴着张红纸，写着“英烈不朽”，是李老师写的，笔力遒劲，透着股不服输的劲。
推开门，一股混合着香灰、旧木和草药的气息扑面而来。祠堂正中央摆着张供桌，桌上整整齐齐码着二十三个灵位，都是用松木做的，上面用炭笔写着名字和牺牲年份，有的灵位旁还放着遗物：赵老栓的铁匠锤、吴哥的短刀、孙班长的党徽（他虽不是王氏族人，乡亲们执意将他的灵位也供在这里，说“他为马家堡牺牲，就是咱家人”）。
“先把供品摆上，再擦灵位。”王破军走到供桌前，小心翼翼地翻开《王氏宗谱》，“按族规，长幼有序，从最年长的赵老栓开始，一个一个来。”
赵婶推着独轮车走进来，车上放着盆温水、几块粗布，还有一摞干净的布条：“孩子们，擦灵位要轻着点，别碰掉了上面的字。俺把老栓的铁匠锤擦干净了，等会儿摆回他灵位旁。”她拿起块粗布，蘸了温水，先走到赵老栓的灵位前，轻轻擦去上面的浮尘，动作慢得像在抚摸老熟人的脸，“老栓，今天卫国带孩子们来告慰你，鬼子投降了，你放心，咱们的日子要好了。”
王卫国走到吴哥的灵位前，灵位上“吴青山民国三十二年秋牺牲于韩家峪”的字迹已经有些淡。他用湿布轻轻擦拭，指尖抚过“吴青山”三个字时，空冥天赋悄然展开——眉心的发烫感带着一种沉甸甸的“亲切”，他能“闻”到灵位旁短刀上残留的硝石味，能“听”到祠堂外乡亲们的脚步声（张连长带着几个战士来帮忙整理祠堂），还能“感觉”到吴哥牺牲时的画面：去年秋天炸粮库，吴哥抱着手榴弹冲向日军，短刀从腰间滑落，最后定格在粮库的火光里。
“吴哥，咱们赢了。”王卫国把野菊放在灵位旁，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谁，“韩家峪的鬼子缴械了，你坟前的野菊开得很好，以后每年俺都给你采。”他又把半块玉米面饼掰开放在供桌前，“这是赵婶烙的，你以前总说她的饼香，现在尝尝，还是热的。”
小李走到孙班长的灵位前，把桃木剑靠在灵位旁，学着王卫国的样子擦灵尘：“孙班长，俺现在会打枪了，上次受降时，俺还帮着看缴械的鬼子呢！你说过要教俺唱豫剧，等以后俺学会了，就来唱给你听。”他的声音带着哽咽，却没掉眼泪——孙班长牺牲时跟他说“男人要扛事，别轻易哭”，他一直记着。
小桃蹲在最边上的无名灵位前，灵位上只写着“王氏子民国三十三年春牺牲于地道”。她把绣着“忠烈”的粗布轻轻盖在灵位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铅笔悬在纸页上方：“俺不知道你叫啥，可俺知道你是为了保护乡亲牺牲的。俺把你的名字记成‘王忠烈’，以后建纪念馆，俺会给你立块牌子，让后人都知道你。”
清扫灵位的工作从清晨持续到正午。王卫国擦完最后一个灵位时，指腹已经磨得发红，却没觉得疼——每个灵位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人：有会打铁的赵老栓，有会拉二胡的吴哥，有会唱豫剧的孙班长，还有那个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年轻族人，听说他牺牲时才十六岁，跟小李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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