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露在祠堂门前的老柏树上凝成水珠,风掠过枝桠时,“滴答”声落在青石板上,像谁在轻声叩门。王卫国捧着个红漆木盘走在最前,盘里摆着三炷香、半块新烙的玉米面饼、一束刚摘的野菊——饼是赵婶凌晨起来烙的,野菊是小李和小桃在山坡上采的,花瓣上还沾着霜,黄灿灿的,在晨光里透着生机。
“慢点走,木盘里的香别晃倒了。”王破军跟在后面,手里拿着本泛黄的《王氏宗谱》,纸页边缘都卷了毛边。这是他昨天从祠堂梁上找出来的,里面记着马家堡王氏族人的名字,其中一半都用红笔圈了——是这几年在抗战中牺牲的,有赵老栓(入赘王氏的女婿,按族规入谱)、吴哥(本家侄子),还有十几个没留下全名的年轻族人,只写着“某氏子,民国三十一年牺牲于反扫荡”。
小李扛着把新削的桃木剑走在侧面,剑身上用朱砂画了简单的平安符——是王破军教他画的,说“桃木镇邪,给祠堂添点正气”。他的军裤上还沾着昨天清扫战场的泥点,却把桃木剑握得笔直:“卫国哥,俺昨天问了张连长,咱们祠堂里的灵位,都是这五年牺牲的族人,有二十三个呢!”
小桃抱着笔记本和一块粗布,布上绣着“忠烈”两个字,是她连夜赶绣的,针脚有些歪,却用了最红的线:“俺把每个灵位的名字都记在本子上了,等会儿擦灵位时,一个都不会漏。”她的“暗号录”早就换成了正经的笔记本,最新一页画着祠堂的草图,灵位排列、供桌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旁边还写了行小字:“今日告慰族人,告以胜利。”
祠堂原是马家堡的村庙,日军扫荡时被烧过半边,去年武工队收复村子后,乡亲们把它改成了祠堂,专门供奉牺牲的族人。走到祠堂门口,王卫国停下脚步——门框上还留着日军刺刀砍过的痕迹,门板是新补的樟子松,上面贴着张红纸,写着“英烈不朽”,是李老师写的,笔力遒劲,透着股不服输的劲。
推开门,一股混合着香灰、旧木和草药的气息扑面而来。祠堂正中央摆着张供桌,桌上整整齐齐码着二十三个灵位,都是用松木做的,上面用炭笔写着名字和牺牲年份,有的灵位旁还放着遗物:赵老栓的铁匠锤、吴哥的短刀、孙班长的党徽(他虽不是王氏族人,乡亲们执意将他的灵位也供在这里,说“他为马家堡牺牲,就是咱家人”)。
“先把供品摆上,再擦灵位。”王破军走到供桌前,小心翼翼地翻开《王氏宗谱》,“按族规,长幼有序,从最年长的赵老栓开始,一个一个来。”
赵婶推着独轮车走进来,车上放着盆温水、几块粗布,还有一摞干净的布条:“孩子们,擦灵位要轻着点,别碰掉了上面的字。俺把老栓的铁匠锤擦干净了,等会儿摆回他灵位旁。”她拿起块粗布,蘸了温水,先走到赵老栓的灵位前,轻轻擦去上面的浮尘,动作慢得像在抚摸老熟人的脸,“老栓,今天卫国带孩子们来告慰你,鬼子投降了,你放心,咱们的日子要好了。”
王卫国走到吴哥的灵位前,灵位上“吴青山民国三十二年秋牺牲于韩家峪”的字迹已经有些淡。他用湿布轻轻擦拭,指尖抚过“吴青山”三个字时,空冥天赋悄然展开——眉心的发烫感带着一种沉甸甸的“亲切”,他能“闻”到灵位旁短刀上残留的硝石味,能“听”到祠堂外乡亲们的脚步声(张连长带着几个战士来帮忙整理祠堂),还能“感觉”到吴哥牺牲时的画面:去年秋天炸粮库,吴哥抱着手榴弹冲向日军,短刀从腰间滑落,最后定格在粮库的火光里。
“吴哥,咱们赢了。”王卫国把野菊放在灵位旁,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谁,“韩家峪的鬼子缴械了,你坟前的野菊开得很好,以后每年俺都给你采。”他又把半块玉米面饼掰开放在供桌前,“这是赵婶烙的,你以前总说她的饼香,现在尝尝,还是热的。”
小李走到孙班长的灵位前,把桃木剑靠在灵位旁,学着王卫国的样子擦灵尘:“孙班长,俺现在会打枪了,上次受降时,俺还帮着看缴械的鬼子呢!你说过要教俺唱豫剧,等以后俺学会了,就来唱给你听。”他的声音带着哽咽,却没掉眼泪——孙班长牺牲时跟他说“男人要扛事,别轻易哭”,他一直记着。
小桃蹲在最边上的无名灵位前,灵位上只写着“王氏子民国三十三年春牺牲于地道”。她把绣着“忠烈”的粗布轻轻盖在灵位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铅笔悬在纸页上方:“俺不知道你叫啥,可俺知道你是为了保护乡亲牺牲的。俺把你的名字记成‘王忠烈’,以后建纪念馆,俺会给你立块牌子,让后人都知道你。”
清扫灵位的工作从清晨持续到正午。王卫国擦完最后一个灵位时,指腹已经磨得发红,却没觉得疼——每个灵位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人:有会打铁的赵老栓,有会拉二胡的吴哥,有会唱豫剧的孙班长,还有那个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年轻族人,听说他牺牲时才十六岁,跟小李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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