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资助的贫困生骂我父亲死得活该时,我当众播放了他跪求资助的录音。 母亲被无业游民砸死在高速上那天,我正在为她熬治胃病的中药。 多年后饭店来了位眼熟女客,递给我一沓发黄作业本。 每页背面都写满“对不起”,和一份份汇款凭证—— “你父亲买的种子,迟了二十年才在我们心里发芽。”
王氏饭店的空调总是开得很足,冷气沉甸甸地压下来,像块无形的冰,覆在人的皮肤上。王景明站在柜台后,慢条斯理地用一块软布擦拭一只釉色温润的瓷杯。下午三点,店里空无一人,只有日光透过大幅玻璃窗,在地板上拉出长长的、寂静的光斑。
门上的铜铃哑涩地响了一下。
一个女人走进来,带着一身外面的燥热。她约莫四十上下,穿着素净的灰色裙装,身形瘦削,脸上带着一种被生活长期磋磨后的疲惫与平静。她没看菜单,也没找座位,目光在空荡的店里逡巡了一圈,最后落在王景明身上,脚步有些迟疑地走近。
“老板,”她的声音干涩,带着点不确定,“请问…您是王海生先生的家人吗?”
王景明擦杯子的手顿住了。冰凉的瓷壁贴上指腹,激起一阵细微的战栗。王海生。这个名字有多少年没被外人提起过了?久得像上辈子的事。他抬起眼,仔细地打量眼前的女人。面容陌生,但那双眼,深处藏着一点惶然和极重的愧怍,隐隐有些熟悉,却又抓不住确切的线索。
“我是他儿子。”王景明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出奇,像在说一个与己无关的人。
女人的肩膀微微塌下去一点,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被更沉重的东西压垮了。她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我…我叫赵秀芹。”她报出一个名字,眼神带着探寻,似乎期待能从王景明脸上找到一丝回应。但王景明只是沉默地看着她。赵秀芹…他飞快地在记忆里搜索,模糊的碎片掠过,却拼凑不出清晰的形象。父亲资助过的人太多,像撒出去的把把谷粒,他那时年纪小,记不住所有飞来又飞走的麻雀。
赵秀芹眼底的光黯了一下,她低下头,颤抖着手打开帆布包的搭扣。里面没有别的,只有一摞用旧牛皮筋捆着的作业本,纸张完全发黄发脆,边角卷损得厉害,散发着一股陈年的纸张和霉尘混合的气味。
她双手捧着那沓本子,像捧着一件极易碎裂的珍宝,又像捧着一块灼热的炭,近乎虔诚地、又带着巨大不安地,将它递过柜台。
“这个…给您。”她的声音更低了,含着哽咽,“对不起,现在才…才拿来…”
王景明没有立刻去接。他的目光落在那摞本子上,父亲的形象却猛地撞进脑海——不是后来病床上那个形销骨立、被疼痛折磨得双目浑浊的男人,而是更早时候,穿着半旧衬衫,伏在昏黄灯下,一封封读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求助信,然后认真在本子上记下名字和金额的父亲。那笔记本的纸张,也是这样的黄。
他终是伸出了手。作业本落入掌心,沉得超乎想象。那牛皮筋几乎要断裂,脆弱的纸张隔着岁月,硌着他的皮肤。
赵秀芹像是完成了某种使命,身体又晃了一下,手飞快地缩回身后,头埋得更低。“您…您看看。”她喃喃道,然后便不再说话,只是僵硬地站着,等待着审判。
王景明走到窗边光线最亮的那张桌子旁,坐下。解开发出细响的牛皮筋,最上面是一本封皮印着红色牡丹花的田字格本,上面用铅笔写着歪歪扭扭的名字:赵秀芹。字迹稚嫩,旁边还用圆珠笔画了个小小的笑脸。
他翻开。
第一页是拼音,第二页是生字。一撇一捺,写得认真又吃力。他快速翻过,那些稚嫩的笔迹逐渐变得工整、流畅。这只是一个普通女孩最普通的作业。父亲当年看过的,就是这样的本子吗?透过它们,想象着一个个陌生孩子的人生?
直到本子快要翻完,在最后一页的背面,几行截然不同的、仓促又用力几乎划破纸背的字,猛地攫住了他的目光——
“王海生叔叔,对不起!!!”
三个巨大的感叹号,像三根钉子,狠狠砸进眼里。
王景明的手指僵住了。一股寒意毫无预兆地从脊椎窜起。
他猛地丢开这本,拿起下面一本。封皮是蓝色的,名字叫李建军。同样是作业,一页一页,规规矩矩。他直接翻到最后。背面同样有字,同样墨迹深重,写的是:“我不是人!我对不起您!我该死!”
第三本,一个叫孙丽萍的女孩,作业本背面密密麻麻,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写满了整整一页,那字迹到最后几乎癫狂,仿佛写字的人已经崩溃。
第四本,第五本…整整一摞,十几个作业本,每一本的最后一页或封底背面,都写满了“对不起”。有的长篇累牍诉说悔恨,有的只有泣血般的三个字,有的字迹工整像是下了极大决心,有的潦草模糊像是被泪水泡过。每一句“对不起”,都像一声沉闷的鼓响,敲在王景明沉寂多年的心湖上,震起滔天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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