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道歉之间，夹杂着一些别的东西。
是一张张小心粘贴上去的汇款凭证回单。
金额不等，五十，一百，三百…收款人都是“王景明”，汇款人姓名栏，是那些作业本上的名字：赵秀芹、李建军、孙丽萍…汇款日期，从他母亲去世后那个月开始，跨越了漫长的岁月，一直持续到近期。最早的那些票据，已经黄得几乎透明，上面的蓝墨水字迹也已晕开模糊。
他的呼吸停滞了。血液轰鸣着冲上头顶，又在瞬间冰冷下去。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眩晕，不得不用手撑住桌子。玻璃窗外车水马龙，阳光刺眼，世界却在他耳边失声了。
只有那些密密麻麻的“对不起”，和那些发黄的票据，在他眼前无限放大，旋转，最后狠狠地砸回二十年前那个冰冷绝望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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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像一层黏腻的膜，糊在口鼻处。病房里很安静，只有父亲粗重艰难的喘息声，一下，又一下，拉扯着王景明的神经。
胃癌晚期。癌细胞啃光了父亲所有的血肉和精神，只剩下一把枯骨外面绷着一层蜡黄的皮。曾经那个能扛起两袋粮食、笑声爽朗的男人，如今连喝口水都会引发剧烈的呕吐和疼痛。
王景明拧了热毛巾，小心地给父亲擦拭额头渗出的虚汗。母亲坐在床尾的小凳上，低着头，手里攥着一团看不清颜色的毛线，手指无意识地抽搐着，织了拆，拆了织，好像只要手不停，心就不会彻底沉下去。家里的积蓄早已掏空，还欠了一堆债。饭店盘出去了，房子抵押了。曾经那些因为父亲慷慨而带来的短暂虚荣和热闹，此刻看来像一个冰冷讽刺的笑话。
床头柜上那只旧诺基亚手机突兀地振动起来，嗡嗡地在木头表面打转，声音刺耳。
母亲惊得一抖，毛线团掉在地上。王景明看到父亲闭着的眼皮颤动了一下。
他拿过手机，屏幕上闪烁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是某个遥远的北方小城。他犹豫了一下，走到病房外的走廊接听。
“喂？是王海生老板吗？”一个年轻却毫不客气的声音钻出来，背景音嘈杂，像是在某个游戏厅或者吵闹的街头。
“我爸病了，不方便接电话，您哪位？”王景明压低声音。
“病了？哦。”那边的声音顿了一下，非但没有关切，反而带上了一丝不耐烦和理直气壮的埋怨，“我是他以前资助的学生，叫刘强。王老板以前说好的，资助我到大学毕业，这钱怎么才到高三就不打了？这马上要高考了，资料费、补习班费一大堆，等着用钱呢！这说不管就不管了？”
王景明感到一股血猛地冲上脸，耳朵里嗡嗡作响。他攥紧了手机，指节发白：“我爸…他得了癌症，现在在医院，家里实在没钱了…”
“没钱？”那边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质疑和毫不掩饰的愤怒，“骗谁呢？当初说得那么好听，装大善人！现在把我晾半道上算怎么回事？我要是考不上好大学，就是你们害的！你们知不知道这对我多重要？啊？！”
恶毒的话语像淬了冰的钉子，隔着电波一根根钉进王景明的耳膜。他浑身发抖，气得几乎要喘不上气，眼前一阵发黑。他猛地挂断电话，身体靠着冰冷的墙壁，才勉强没有滑下去。
那一刻，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咔嚓一声，碎了。对人性残存的那点微弱信任，彻底崩塌了。
他以为这已是极致。
没想到，那只是开始。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的手机成了热线。一个个陌生号码打进来，操着不同的口音，却怀着同一种理直气壮的索取和得不到后的谩骂。
“王海生吗？怎么搞的？这个月的钱还没到！”
“说好的事怎么能变卦？你们这是毁我前途！”
“没钱？当初别充大头啊！现在装死？”
“死骗子！不得好死！”
甚至父亲虚弱地睡过去时，都会被这些催命一样的铃声和恶毒的诅咒惊醒。他什么都不说，只是睁着浑浊的眼睛，望着天花板，眼角无声地滑下一点湿痕。那湿痕比任何哭嚎都更让王景明刺痛。
母亲扑过去一次次按掉电话，最后哭着拔掉了手机电池。世界终于清静了，那种死寂却更加令人窒息。
王景明在一个父亲又一次呕血抢救的深夜，翻出了父亲那只破旧的皮箱。里面整齐码放着一沓沓信件和几个笔记本。他颤抖着翻开，找到了那个叫刘强的资料，后面果然记录着每一笔汇款。他还发现了一盒旧磁带，上面贴着标签：“刘强（求助录音）”。
鬼使神差地，他找到了医院附近一家还有录音机功能的文具店，塞进磁带。
按下播放键，一个年轻、卑微、带着浓重哭腔的声音流泻出来：
“…王叔叔，求求您了…我爹瘫了，娘跟人跑了，奶奶眼睛瞎了…我真的想读书，我考上县一中了…求求您拉我一把，我给您当牛做马…我一定考上大学，报答您的大恩大德…我给您磕头了…真的求求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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