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名叫“聚香居”,俗,但红霞说听着就暖和,有锅气。我们三个站在还没撕掉保护膜的玻璃门前,钥匙在陈生手里掂量着,发出轻微的金属碰撞声。夜里十点,商贸街后巷安静了下来,只有远处主路的车流打着模糊的白噪音底子。
“开了这门,”陈生声音有点哑,清了清,“可就没回头路了。”
红霞眼眶还是红的,下午她刚辞了超市收银的工作,这会儿激动劲儿没过,猛地一拍陈生的胳膊:“说什么晦气话!开了这门,好日子就在里头等着呢!”她转向我,“来来,你说是不是?”
我点点头,看着玻璃门上模糊映出的我们三个的影子,叠在一起,被霓虹灯的残光勾了道不可靠的边儿。“开了吧。”我说。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发出“咔哒”一声脆响。陈生用力一推,门开了,带起一阵小小的风,卷着屋里装修留下的淡淡油漆和板材味儿扑面而来。里面是暗的,只有安全出口的绿牌子发着幽光,隐约能看见倒扣在桌上的椅子轮廓,像一群沉默的兽。
我们没开大灯,借着窗外和门外的光走进去。地方不大,挤了七八张桌子,但此刻空荡荡的,便显出一种陌生的宽敞。红霞迫不及待地摸到墙边,“啪”一声打开了最中间那盏装饰用的吊灯,暖黄的光洒下来,照亮了浅黄色的墙漆、原木色的桌子、还有后墙上我们仨挑了好久的一幅抽象画——红霞说那画的是火焰,代表着红火。
“真好,”她喃喃道,声音在空旷的店里有了回音,“真好啊。”
陈生不知从哪儿摸出来一瓶白酒和三个一次性纸杯,就着旁边一张桌子放下:“来,庆祝一下!”
酒是廉价的烈酒,呛喉咙,但喝下去胃里就烧起一团火。红霞喝得急,呛得直咳嗽,咳完了眼睛更红了,不是呛的,是情绪上了头。她举着纸杯,看看陈生,又看看我,声音带了哽咽:“从今往后…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真的,我…我都有点想哭了…”
陈生用力抹了把脸,眼眶也泛着红,他伸胳膊揽住我和红霞的肩膀,把我们往中间拢了拢,纸杯里的酒晃出来些许:“说得好!红霞,来来,咱们三个,有福同享,”他顿了一下,声音沉下去,带着一种郑重的许诺意味,“有难同当!”
纸杯碰在一起,发出沉闷的声响。烈酒滚过喉咙,那团火烧得更旺了。那一刻,店外的寒冷和未来的不确定性都被这团火暂时逼退了。我相信他们眼中的真诚,正如我相信自己胸腔里涌动的那股热流。我们是一体的。
然而那团火,并没能在“聚香居”的灶台上真正烧起来。
麻烦来得比想象中更快,更琐碎,更无处不在。
先是办证。拍胸脯保证一周搞定所有证照的黄牛,在收了我一万五千块“加急费”后,电话成了空号。卫生许可、消防检查、工商登记…我们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各个办事窗口之间来回碰壁,补齐一份材料,被告知还需要另一份,盖完一个章,发现前面某个复印件版本不对。陈生跑得嘴角起泡,烟抽得越来越凶,最后把一沓材料摔在桌上,低吼:“这他妈是故意卡着要‘意思’!”
“那就‘意思’啊!”红霞急着开门营业,每天的租金水电都是钱在烧。
“‘意思’?拿什么‘意思’?钱呢?”陈生瞪她,“装修超预算超成什么样了你没数?”
装修是另一处疮疤。包工头是老李介绍的,说是“绝对靠谱,看我的面子给你最低价”。结果材料以次充好,工期一拖再拖,最后结算时又凭空多出好几项“增项费用”。陈生和那包工头吵了两次,差点动了手。对方甩下一句“有合同,白纸黑字,闹到哪儿我都不怕”,揣着钱走了。我们看着那凹凸不平的地砖、接缝粗糙的吊顶,只能把憋屈咽回肚子里。
最要命的是厨房设备。二手市场淘来的那台双开门冰箱,买回来第三天就开始间歇性罢工,制冷效果堪忧。供应商电话永远打不通。维修师傅上门一看,直撇嘴:“这玩意儿年纪比你都大,零件都找不到了,修一次够你买半个新的。”
红霞当场就急了:“那怎么办?里面还囤着两千多块的肉和菜呢!”
师傅两手一摊。
最后是陈生咬着牙,又掏钱去买了台小冰柜先顶着。那两千多的食材,救不回来的部分,我们三个分了,连着吃了一个星期的变质肉味。
开业那天,仓促得近乎狼狈。鞭炮忘了买,花篮只有老李送来一个,孤零零地站在门口。后厨请的师傅是红霞远房表舅推荐来的,手艺…极其一般,而且慢。前厅就红霞和我,点菜、上菜、收拾桌子、算账,忙得脚不沾地。客人抱怨菜咸了、淡了、上慢了、筷子有点霉味…
晚上十点打烊,我们仨瘫在椅子上,累得连话都不想说。地上是狼藉的垃圾和油污,空气里混杂着食物和清洁剂的古怪气味。
红霞看着第一天那可怜巴巴的营业额,手指发抖:“这…这都不够付今天菜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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