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一日，天刚蒙蒙亮，局里食堂的烟囱就冒了青烟。李振邦走进食堂时，大师傅正用铁铲翻动锅里的稀粥，粥水泛着白泡，米沉在锅底，能清晰看到碗底的花纹。他拿了两个实心馒头，是昨天剩下的，表皮有点硬，又盛了一碗稀粥，就着碟子里的酱萝卜干——萝卜干切得细，咸度刚好，是食堂老张的手艺。
“李科长，今早又去外头查案？”老张擦着手问，手里还拿着块抹布。
“去杨树浦那边。”李振邦咬了口馒头，馒头渣掉在桌上，他伸手抹进嘴里，“中午可能不回来吃了。”
“那我给你装两个馒头带上。”老张说着，从竹筐里拿了两个热馒头，用油纸包好，递过来。
李振邦接过，塞进中山装内袋，油纸的温度透过布料传过来，暖了暖肚子。他喝光稀粥，擦了擦嘴，往办公楼走——老吴和小孙已经在门口等了，两人都穿了便装，老吴是灰布中山装，小孙是蓝色工装，手里拎着个黑色皮包，里面装着《上海市工厂安全生产检查细则》和空白检查记录表，还有相机和卷尺——这是“安全生产检查小组”的全套装备。
“都备齐了？”李振邦问，指了指小孙的包。
“齐了，李科。”小孙打开包，翻了翻，“检查细则、登记表、相机、卷尺，还有手电筒，以防去仓库查。”
老吴补充道：“我还跟局里要了第三印刷厂的基本资料，厂长叫周德贵，五十七岁，山东人，抗战时参加过游击队，解放后调来当厂长。厂里有四个车间，主要承印政府文件和教科书，夜班工人一共十二个，都是去年下半年招的。”
李振邦点点头，三人坐上局里的吉普，往杨树浦去。车开得慢，早高峰的街上人多，自行车、三轮车挤在一块，还有拉货的板车，车夫喊着“让让”，声音洪亮。李振邦看着窗外，脑子里过着检查流程——先见周德贵，看安全生产台账，再去车间查设备，重点盯夜班工人的工装和步态，最后去废料处理车间核对记录。
四十多分钟后，车到了第三印刷厂。厂子在杨树浦工业区，周围都是纺织厂和机械厂，烟囱林立。印刷厂是栋红砖楼，四层，窗户又高又窄，窗框是铁的，锈迹斑斑。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写着“上海市第三印刷厂”，下面还有行小字“国营”。两个穿蓝色工装的工人在扫地，扫帚是竹编的，扫得地面扬起细灰，空气中飘着油墨和纸张的混合味，有点刺鼻。
三人下车，走到门卫室。门卫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姓杨，穿褪色的蓝色制服，戴着顶旧帽子，正趴在桌上看报纸。
“您好，我们是市安全生产检查小组的，这是证件。”李振邦递过介绍信和工作证，介绍信上盖着“上海市工业局安全生产办公室”的红章，是提前开好的。
老杨接过，眯着眼看了半天，又把证件递给旁边的年轻门卫，两人嘀咕了几句，才打电话给厂长办公室。没过多久，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快步走出来，穿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梳得整齐，手里攥着个笔记本——正是厂长周德贵。
“欢迎欢迎，领导辛苦！”周德贵快步上前，伸手要握，手掌粗糙，带着老茧，“我是厂长周德贵，早就接到通知，说今天有检查，都准备着呢。”
“不用特意准备，我们随便看看，按流程来。”李振邦握了握他的手，“先去你办公室看台账，然后去车间。”
周德贵的办公室在一楼，不大，摆着一张木桌、两把椅子和一个文件柜。桌上堆着几本台账，最上面的是《设备维护记录》。李振邦拿起翻开，里面用钢笔写着每天的维护情况，字迹工整，3月10日那页写着“罗兰202型印刷机1号机，更换滚筒轴承，操作员：赵卫国”，4月2日写着“罗兰202型印刷机2号机，校准油墨刮刀，操作员：孙建军”。
“夜班的设备维护是谁负责？”李振邦问，手指停在“赵卫国”的名字上。
“主要是赵卫国，他技术好，去年十月调来的，以前在私营印刷厂干过，懂罗兰机。”周德贵站在旁边，有点紧张，手不自觉地搓着笔记本，“夜班工人都是他带的，有什么技术问题都找他。”
“夜班考勤表给我看看。”
周德贵从文件柜里拿出考勤表，翻开——夜班是晚上八点到凌晨四点，每天两人值班，赵卫国几乎每天都在，只有3月15日和4月2日调了白班。李振邦记下这两个日期，和之前钱仁安来访的时间对上了。
“走吧，去车间。”李振邦合上台账，起身。
车间在二楼，刚走到楼梯口，就听见机器的轰鸣声，震得地面都有点抖。推开门，一股浓重的油墨味扑面而来，比门口的更浓。车间里摆着四台印刷机，都是罗兰202型，深灰色机身，上面沾着点黑色油墨。工人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围着机器忙碌，纸张在滚筒间穿梭，“哗啦啦”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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