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邦是在办公室的木质靠椅上惊醒的,脖颈发出轻微的声。椅背上搭着的粗布外套还带着夜的寒气,桌上的案卷摊开在赵永明审讯记录那一页,煤油灯的灯芯结成焦黑的硬块,油槽早已见底。窗外天色是黎明前特有的浑浊灰蓝,细雨顺着窗玻璃往下淌,在木框上积出细小水痕。
他拎起桌下的搪瓷盆,往里面舀了半盆凉水。冷水拍在脸上时,冻得牙床都发颤,镜中映出的脸布满血丝,眼下的青黑像涂了墨。从抽屉最底层摸出用纱布包着的半个硬馒头,这是昨天食堂剩下的,边缘已经干得能划出印子。就着搪瓷缸里的凉白开咀嚼,碎屑刮过喉咙,留下一阵干涩的刺痛。
二楼拘留室的铁栏杆还透着寒意。赵永明昨晚的审讯持续到凌晨两点,搪瓷杯里的浓茶换了五遍,笔录记满三个本子,他交代的全是凹版印刷的技术细节——如何调整刮墨刀角度、怎样控制油墨粘度、印版镀铬的工艺缺陷,可一提到,要么低头沉默,要么说只听过名字,没见过人。这个神秘人物就像水里的影子,看似就在眼前,伸手一捞只剩满手涟漪。
一声,老吴推开木门走进来,手里的竹壳热水瓶底在水泥地上磕出闷响。他眼白布满血丝,胡茬冒出青黑色的尖,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振邦,赵永明说的三个接头点全查了。海宁路那间是空屋,墙角只有积灰;天目东路的门锁着,钥匙孔都锈死了;还有浙江北路上的杂货铺,老板是个瘸腿的老头,说从去年冬天就没见过陌生人进店。
意料之中。李振邦把最后一口馒头咽下去,馒头渣粘在喉咙里,咳了两声才顺下去,能在1949年之后还藏在上海搞事的,不会这么容易留尾巴。
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小孙端着个铝制饭盒跑进来,蒸汽从盒缝里钻出来,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食堂刚出笼的菜包子,还热乎着。饭盒掀开的瞬间,酱油和青菜的味道漫开来,三个包子挤得紧实,皮上还沾着笼屉的竹痕。
三人围着办公桌坐下,老吴往搪瓷缸里倒热水,茶叶在水里浮起来。包子馅咸得发苦,明显是酱油放多了,但咬下去的热乎劲顺着喉咙往下暖,在这春寒里显得格外实在。
线索断了,下一步怎么办?老吴咬着包子问,手指在桌上敲出轻响。
李振邦从内袋摸出个磨破边角的牛皮笔记本,这是从赵永明身上搜出来的,封皮上印着上海文具厂出品。他翻开本子,里面密密麻麻写着数字和符号,有些地方还用铅笔涂掉重写:老陈在技术科熬了一夜,这些密码还没全解开。说不定藏着关键东西。
话音刚落,老陈就撞开了门,手里的报告纸被攥得发皱,眼镜滑到鼻尖上。他把纸往桌上一摊,手指因为熬夜不停发抖:有发现!这些数字是加密的日期时间,符号是地点代号。你看这组,拆成3-1515:00,就是今天下午三点;这个,对照赵永明招的代号表,指的是复兴公园假山旁的长椅。
李振邦抬头看墙上的老式挂钟,时针刚过五点半。还有九个半小时。他指尖点着笔记本上的数字,忽然想起之前处理特务案件时见过的密码规律,老陈,把这些数字按奇偶分开,再试试模7运算。台湾保密局的人最爱用这种基础加密法,觉得我们想不到。
老陈一拍大腿:对!我怎么没想到这个!他抓着报告纸往门外跑,皮鞋踩在地上发出的响。
上午七点,监视部署会议在办公室召开。两张长条桌拼在一起,上面摊着复兴公园的手绘地图,假山、长椅、出入口都用红笔标了出来。一组去东门,一个人穿蓝布褂子,装作修鞋的;二组守西门,一个人挑着菜担子,菜下面藏着布话机。李振邦用铅笔在地图上划圈,老吴跟我去对面的民居,那是最佳观察点。
公园对面的二层民居是退休中学教员的房子,老头听说要抓特务,立刻把朝南的房间腾出来,还搬来一张方桌当观察台。李振邦架起苏联制造的Б8望远镜,镜筒沉甸甸的,压得胳膊发酸,但视野格外清晰,连公园里梧桐刚冒的新芽都能看见。老吴坐在窗边,手里握着个硬壳本子,铅笔尖削得尖尖的,准备记录进出人员的特征。
公园里游人稀少,几个老人坐在长椅上晒太阳,手里的搪瓷缸冒着热气;一个年轻母亲推着木质婴儿车走在碎石路上,车轮轧过石子发出声。李振邦的望远镜扫过每一个人,连晨练老人的拐杖纹路、婴儿车的木刻花纹都记在心里——台湾派来的特务常伪装成普通市民,越是不起眼的人越要警惕 。
下午两点五十分,东门出现个穿灰色中山装的男人。他戴着棕色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手里卷着份《解放日报》,报纸边缘整齐,不像是随手买的。男人脚步不快,却每一步都踩得很稳,眼睛看似看着地面,余光却在扫周围的动静。走到假山旁的长椅时,他没有立刻坐下,而是假装系鞋带,用手指敲了三下椅面——这是接头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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