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夏前两日的上海，晨雾还没散透，李振邦是被婴儿细弱的啼哭声惊醒的，哭声像根细针，轻轻扎在他心上——安安提前半个月出生，体重只有五斤二两，医生说要多喂奶粉，可家里的奶粉罐已经见了底。
他披衣起身，脚步放得极轻。里屋的煤油灯还亮着，岳母抱着安安在屋里踱步，蓝布围裙蹭过床沿，发出轻微的窸窣声。“吵着你了？”岳母压低声音，嘴里哼着苏北小调，调子软乎乎的，“小的夜里闹了三回，吐奶吐了两次，淑娴刚睡着，我没敢叫她。”
李振邦伸手接过孩子。襁褓是林淑娴用旧棉袄改的，棉花洗得发松，裹着孩子细弱的身子。安安闭着眼睛，小脸皱巴巴的，脸色还有些发黄——早产儿都这样，医生说要养到七斤才算安稳。他用指腹轻轻碰了碰孩子的脸颊，皮肤软得像豆腐，小家伙突然抓住他的手指，力道不大，却攥得很紧。
“奶粉还有吗？”李振邦的声音也放轻，目光落在五斗橱上——那里放着半罐“荷兰乳牛”奶粉，是街道给产妇的补助，按1952年的政策，早产儿家庭能领两罐，这是最后半罐了。
岳母叹了口气，把空奶瓶递给他：“刮了罐底，就这么点了。下个月的奶粉票要十五号才发，听说华侨商店有卖议价的，要五块钱一罐，你那点工资...”
李振邦没接话，把奶瓶放在桌上。他现在每月工资八十四元，要付三块五的房租，还要买煤球、菜籽油，林淑娴产后需要补营养，鸡蛋要八分钱一个，瘦肉一斤四毛二，算下来根本没余钱买议价奶粉。他想起昨天在局里听老吴说，侨务商店能用侨汇券换奶粉，不用票，可侨汇券只有华侨家属才有，他根本没处弄。
六点整，他推着自行车出门。车后座绑着个竹篮，里面放着林淑娴要洗的衣服——昨天孩子吐奶弄湿了两件，得去河边的洗衣台洗。弄堂里飘着煤烟和晨露混杂的气味，3号门的张阿婆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攥着封信，见他路过，突然站起来，膝盖磕到马扎，发出“咚”的一声。
“李科长！李科长！”张阿婆的声音发颤，手里的信纸抖个不停，“我儿子...我儿子有消息了！”
李振邦赶紧停下车。张阿婆的儿子去年冬天随部队去了朝鲜，三个月前传来“失踪”的消息，街道办的人都劝她别等了，可她每天都坐在门口盼信。此刻老人的眼睛通红，眼角还挂着泪，却笑得合不拢嘴：“部队来的信，你看！说是受伤被俘，上个月交换战俘回来了，现在在东北的陆军医院养伤呢！”
信纸是部队专用的稿纸，抬头印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字迹工整，末尾盖着红色的公章。李振邦凑过去看，上面写着“张强同志右小腿骨折，已手术，恢复良好”，心里也替老人高兴。他扶着张阿婆坐下，帮她把信纸折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阿婆，这下放心了，等他伤好就能回家了。”
张阿婆点点头，抹着眼泪说：“是啊，能回家就好...不像有些人家，孩子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这话让李振邦想起了李德明。同样是为人子女、为人长辈，有人为了家国守护和平，有人却被敌特思想裹挟，走上破坏之路。他推着自行车继续走，车铃“叮铃”响过，惊飞了墙角的麻雀——阳光已经穿透晨雾，洒在青砖墙上，暖融融的。
到局里时，院子里的老槐树已经抽出新叶。十几个新分来的警校毕业生站得笔直，蓝布制服的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听老吴站在台阶上训话。老吴手里拿着个铁皮喇叭，声音洪亮，震得槐树叶都在晃：“现在台湾保密局换路子了！不盯着粮票了，改做侨汇券、工业券！你们知道侨汇券能换什么吗？进口奶粉、瑞士罗马表、英国毛料！这些东西老百姓买不到，敌特就想靠假券骗钱，还想搅乱市场！”
见李振邦进来，老吴赶紧把喇叭递给旁边的干事，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手里还攥着个红头文件：“振邦，市委的表彰批下来了！专案组集体三等功，你个人二等功，证书下周发！下周一开表彰大会，你得发言，我都帮你拟好稿子了。”
李振邦接过文件，扫了眼标题——《关于表彰上海市公安局“4·15”敌特案专案组的决定》，下面盖着中共上海市委的红色印章。他把文件放在自行车篮里，没心思看：“李德明怎么样了？昨天让你问的事，有消息吗？”
“转到监狱医院了。”老吴的声音压低，凑到他耳边，“医生说最多还有三天。他昨天让狱警带话，说一定要见你一面，说有重要的事要交代。”
监狱医院在郊外的江湾镇，是栋灰扑扑的二层小楼，原本是日军占领时期的医务室，1949年后改成了监狱医院。李振邦骑着自行车过去，路上要经过一片农田，田里的麦子刚抽穗，绿油油的，几个农民戴着草帽在锄草。
病房在二楼最里面，窗外是片菜地，两个戴着手铐的犯人正在浇水，狱警拿着步枪站在旁边。李德明躺在铁架床上，身上盖着洗得发白的薄被，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只有眼睛还透着点光亮。听见脚步声，他慢慢转过头，嘴角动了动，想笑，却没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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