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秋后的上海，清晨总带着点凉。李振邦是被安安的笑声闹醒的，小家伙趴在林淑娴怀里，小手抓着母亲的头发，嘴里“咿咿呀呀”地哼着，涎水沾了林淑娴一衣襟。
“别抓妈妈头发。”李振邦伸手把安安的小手掰开，指尖触到孩子掌心的薄茧——这几天安安总抓摇篮的木栏杆，磨出了点硬皮。他用指腹轻轻摩挲，小家伙立刻咯咯笑起来，小脚蹬着林淑娴的衣角。
“今天得把小推车做好。”林淑娴把安安放进摇篮，起身揉了揉腰，“再过三天就是安安百天，正好能推着去弄堂里转。”
李振邦点头，昨天从合作社借了块松木，就放在灶披间。他洗漱完，搬着木头到弄堂口的空地上，拿出锯子和刨子——这锯子是老吴送的，1945年的老物件，锯齿还很锋利。邻居王师傅路过，手里拎着个空煤球篮，见他摆弄木头，凑过来看：“振邦，做小推车呢？要不要帮忙刨木头？”
“不用，您忙您的。”李振邦笑着摆手，“您不是要去煤球厂买煤吗？去晚了又得排队。”
王师傅拍了拍脑袋：“可不是嘛，这记性！”他走了两步又回头，“要是需要钉子，跟我说，我家还有半盒，去年修鸡笼剩下的。”
李振邦应着，开始锯木头。松木不算硬，但要锯得齐整也费力气。他弓着腰，手臂发力，锯条在木头上“沙沙”响，木屑落在青砖地上，堆成一小撮。阳光慢慢爬上来，照在背上，暖融融的，不一会儿就出了汗。
“李科长，歇会儿喝口水。”张阿婆端着个搪瓷缸走过来，缸里是晾好的白开水，“俺刚从菜场回来，买了点青菜，中午给你家送过去。”
李振邦接过缸子，喝了两口，水带着点搪瓷的味道。“阿婆，您儿子是不是快回来了？”前几天张阿婆说，她儿子张强从东北医院出院，这两天就到上海。
提到儿子，张阿婆的眼睛立刻亮了：“可不是嘛！昨天拍了电报，说今天下午到火车站，俺准备去接他。”她用围裙擦了擦手，“俺给俺儿缝了件新棉袄，用的是去年街道发的布票，就是针脚粗，不知道他穿不穿得惯。”
“肯定穿得惯，”李振邦放下锯子，帮她理了理棉袄的线头，“您亲手缝的，暖和。”
张阿婆笑得合不拢嘴，又絮絮叨叨说了会儿儿子在朝鲜的事——张强是机枪手，上甘岭战役时腿被炮弹炸伤，被俘后在战俘营待了半年，上个月才交换回来。“俺儿命苦，”阿婆抹了抹眼角，“不过能活着回来，就比啥都强。”
李振邦没接话，继续锯木头。他想起前世见过的抗美援朝老兵，有的缺了胳膊，有的少了腿，却都透着股不服输的劲。张强能活着回来，张阿婆也算熬出头了。
中午林淑娴做了红薯饭，炒了盘青菜，还蒸了个鸡蛋羹——给安安准备的，用勺子压成泥，拌点米汤。李振邦吃着饭，听见外面传来张阿婆的哭声，赶紧放下碗跑出去。
弄堂口，张阿婆正抱着个穿旧军装的年轻人哭，那年轻人左腿有点跛，裤腿空荡荡的——是张强回来了。他手里拎着个帆布包，包上还印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字样，边角磨得发白。
“俺儿，俺儿回来了！”张阿婆拍着张强的背，哭得浑身发抖。张强也红了眼，一只手抱着母亲，另一只手紧紧攥着帆布包，指节都泛白了。
李振邦走过去，帮着把张强扶到张阿婆家里。屋里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墙上挂着张强的照片——是参军前拍的，还是个满脸稚气的小伙子。张强坐下后，从帆布包里拿出个小布包，递给张阿婆：“妈，这是俺在医院攒的津贴，二十块，您拿着。”
张阿婆不肯要，推回去：“你自己留着，你腿不好，以后用钱的地方多。”
“俺有残疾证，政府给补贴，”张强把钱塞进母亲手里，“您别担心，俺以后能养活您。”
李振邦看着母子俩，心里发酸。他想起昨天街道办王主任说的，张强回来后，会安排到街道办的福利厂工作，做简单的手工活，月薪三十块，还有残疾补助，虽然不多，但够母子俩生活。
“张强，你腿怎么样？还疼吗？”李振邦问。
张强摇摇头：“不怎么疼了，就是不能长时间站着。医生说，以后能拄着拐杖走路，慢慢恢复。”他掀开裤腿，露出假肢——是铁皮做的，边缘磨得发亮，“这是在东北医院装的，有点沉，不过比没有强。”
张阿婆看着假肢，又开始哭：“都怪俺，当初不该让你去参军......”
“妈，您别这么说，”张强握住母亲的手，“保家卫国是应该的，俺不后悔。”
李振邦怕张阿婆再伤心，赶紧转移话题：“后天是安安百天，到时候来家里吃碗面，热闹热闹。”
张强笑着点头：“一定去，俺还没见过小侄子呢。”
下午，李振邦继续做小推车。王师傅果然送来了钉子，还帮着钉了轮子——轮子是用旧自行车胎改的，绑在木轴上，推起来没那么颠。“这样孩子坐着舒服，”王师傅蹲在地上，调整轮子的位置，“俺家小子小时候，俺也做过一个，用到五岁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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