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史评界“毒舌宗师”——刘知己传
第一章 童年：被史书“喂大”的“反骨神童”
公元661年，大唐长安城南的刘府，一声婴儿啼哭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家主刘藏器看着襁褓中皱巴巴的娃，捋着胡子沉吟半晌：“这娃眼神里有股子‘挑刺’的劲儿，将来怕是个不好糊弄的主儿！”没人能想到，这个被取名“知己”的婴儿，日后会成为中国史学界第一个敢当众“吐槽”《史记》《汉书》的“狠人”，江湖人称——史界毒舌宗师。
刘知己的童年，完美诠释了“别人家的孩子”和“让老师头疼的孩子”的终极结合体。别家小孩还在玩泥巴、斗蛐蛐时，他已经抱着老爹收藏的《左传》啃得津津有味。五岁那年，老爹刘藏器给他讲《春秋》，讲到“郑伯克段于鄢”，刚说完“郑伯这招够狠，一石二鸟”，小刘知己突然举手：“老爹，不对！郑伯明明早知道共叔段要作乱，却故意纵容，这分明是‘钓鱼执法’，还好意思说自己‘仁’？”
刘藏器当场愣住，随即哭笑不得：“你这娃娃，读书怎么净挑刺？”可他不知道，这“挑刺”的本事，正是刘知己日后纵横史学界的“独门绝技”。十岁时，刘知己已经把《史记》《汉书》翻得卷边，每次读都忍不住在书页上批注——“此处叙事太啰嗦，像老太太裹脚布”“这个评价太偏心，司马迁怕不是跟李广有私交？”“班固写天文志，跟写天书似的，普通人谁看得懂？”
家里的教书先生见了，气得吹胡子瞪眼：“这孩子简直是‘史学叛逆者’！先贤着作岂容他妄加评论？”刘藏器却不以为然，反而觉得儿子有主见：“史书本来就是给人看的，能看出问题，说明他真读懂了。”就这样，在老爹的“纵容”下，刘知己的“毒舌”天赋一路野蛮生长，为他后来写《史通》埋下了伏笔。
十五岁那年，刘知己参加长安的少年才俊比试，题目是“评《史记》得失”。其他考生要么清一色吹捧“太史公千古绝笔”，要么小心翼翼提几句无关痛痒的缺点，唯独刘知己提笔就来：“《史记》者，良史也，然非完史也！列传叙事，偶有重复；世家分类，混乱不清——陈涉明明是农民起义领袖，凭啥算世家？孔子是圣人，却跟诸侯混为一谈，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
考官们看了卷子，当场炸开了锅：“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有人主张判他不及格，也有人觉得他言之有理。最后，主考官拍板：“虽言辞犀利，却切中要害，是个可造之材！”就这样，刘知己凭着一手“毒舌评史”的本事，在长安学界崭露头角，“史界小炮仗”的外号也悄悄传开了。
第二章 仕途：被官场耽误的“史学打工人”
公元679年，十八岁的刘知己考中进士，正式踏入官场。本以为能凭着才华大展拳脚，结果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唐朝官场，讲究的是论资排辈、溜须拍马，而刘知己的“毒舌”和耿直，简直是官场“生存大忌”。
他的第一个官职是获嘉县主簿，说白了就是个“文书小吏”，每天的工作不是写公文，就是处理鸡毛蒜皮的琐事。刘知己干了几天就忍无可忍，在日记里吐槽：“吾本欲着书立说，评点千古史书，如今却困于案牍之间，跟一堆废纸打交道，这简直是‘大材小用，明珠暗投’！”
更让他崩溃的是，官场里的“文字游戏”比史书里的漏洞还多。有一次，上司让他写一篇“歌功颂德”的奏折，吹捧县令治理有方，“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刘知己实地考察了一圈，发现县里小偷小摸屡见不鲜，于是在奏折里加了一句：“虽偶有拾遗之徒，然县令教化之功仍在，假以时日，必能实现夜不闭户。”
上司看了，脸当场就黑了：“刘主簿，你这是写奏折还是挑错？”刘知己还理直气壮：“史书讲究实事求是，公文难道不该如此？”结果可想而知，这篇奏折被打了回来，刘知己也被上司记了一笔——“不懂变通，难当大任”。
在获嘉县待了整整十九年，刘知己从意气风发的少年熬成了油腻中年，官职却纹丝不动。期间，他无数次想辞职回家写史书，可一想到家里的老婆孩子，又只能咬牙坚持。不过，官场的失意，反倒给了他充足的时间读书——只要一有空，他就泡在书房里，把历代史书从头到尾再读一遍，一边读一边做笔记，把自己的吐槽和见解整理成册，不知不觉竟攒了好几箱手稿。
公元698年，武则天称帝的第十年，刘知己终于迎来了转机。当时，武则天打算修一部《三教珠英》，召集天下文人学者参与编纂。刘知己凭着扎实的史学功底和名气，被推荐入宫。接到通知的那天，刘知己激动得差点把手里的毛笔扔了：“熬了十九年，终于能接触到皇家藏书了！”
可到了京城，刘知己才发现，修书这件事，比官场更“离谱”。主编是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张易之兄弟，这俩人胸无点墨，却喜欢指手画脚。有一次，张氏兄弟让大家把“佛教、道教、儒教”的内容混在一起写，还说要“突出陛下的功德”。刘知己当场反驳：“三教各有渊源，混为一谈会误导后人；修书当客观公正，岂能沦为吹捧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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