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7月18号，辽宁盘锦。
那天亮得格外早，也难怪，入了伏的夏天，日头来得总是急些。刚过五点，监狱高墙顶上那几道电网，已经被初升的太阳照得铮亮铮亮，一根根铁丝泛着刺眼的白光，在清晨的空气里不时地闪几下。空气里憋着一股子发闷的热，一丝风也没有，连喘气都觉得粘滞。墙根底下几棵老槐树上，知了早就开始了它们的聒噪，吱吱吱吱地叫个不停，那声音拧成一股细绳，直往人耳膜里钻，搅得人心里一阵阵地烦乱。
一大早，监狱那扇厚重的大铁门被人从里面拉开了，铁轴摩擦着生锈的合页，发出一声沉闷的呻吟。门里被押出来几个人，一个个垂着头，手腕上铐着锃亮的手铐，脚踝上拖着沉重的铁镣，走动的时候铁链子哗啦哗啦地响，在寂静的清晨里格外刺耳。这几个人都是死囚，今天就要押赴刑场。
这几个人里，个子最矮最不起眼的那个，就是咱们这个故事里真正的主人公。他叫李小宝，那年看起来也就四十出头的样子，可整个人干瘦得厉害，跟被抽干了水分的枯树皮似的，脸上没什么肉，颧骨高高地凸着，眼眶深深地凹下去。背驼得特别厉害，肩膀往前缩着，整个上半身弯成了一张弓。每走一步，脚踝上那副二十来斤重的大铁镣就往下坠一下，拽得他脚下踉踉跄跄的，身子晃来晃去，迈步都费劲。
头发稀稀拉拉的，顶上的头皮露了大半，在晨光下泛着一层青白。鼻梁上架着一副老式的黑框近视眼镜，镜片厚得跟啤酒瓶底似的，那年头不跟现在似的，什么折射率1.67、1.74，镜片能做得又薄又轻，那时候都是货真价实的厚玻璃片子，压得鼻梁两侧都凹出了两道深印子。透过那厚厚的镜片，能看见他后面那双小眼睛，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着，说不清是害怕还是在盘算什么，目光总是躲躲闪闪的，带着一股子说不出来的贼劲儿。
乍一看这人，扔到人堆里绝不会有人多瞧他一眼。矮小、干瘦、驼背、秃顶、近视，样样都占全了。可谁又能想到，就这么个看着窝窝囊囊、畏畏缩缩的人，骨子里竟然藏着那么大的戾气，能把自己一母同胞的亲哥哥活活打死，又拿一把钢锯，把哥哥的尸身一点一点地锯成了碎块儿。那种狠，那种冷，藏在那么一副孱弱的皮囊底下，想起来都让人后背发凉。
这天大清早，市公安局的宣传通讯员赵老师已经早早地等在了押解车旁边了。老赵今年四十有六，干公安干了二十年了，什么案子没见过，什么犯人没审过？可今天他站在那儿，心里头还是止不住地犯嘀咕。他肩上挎着一台沉甸甸的采访录音机，那是台老式的砖头机，方方正正的，得有四五斤重，黑色的皮套子都磨得发白了。手里攥着一份判决书的复印件，白纸黑字，薄薄的几页纸，份量不重，可拿在手心里头，他却觉得沉甸甸地压手。
老赵抬起头，目光落在那个被两名武警一左一右架着的矮个子身上。那就是李小宝。他努力地想把这判决书上的三个字跟眼前这个人对上号，可怎么看怎么觉得对不上。判决书上头写着呢：故意杀人罪，手段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每个字都跟烙铁似的，烫得人心头发紧。可眼前这个人呢？脑袋低着，脖子缩在两个肩膀中间，厚眼镜片底下那双眼躲躲闪闪的，目光碰到人的视线就赶紧弹开，跟受了多大委屈的小学生似的，全身上下找不出一丝一毫的凶悍劲儿。
老赵心里头翻了几个个儿，实在想不明白。真就是他？就他这么个模样，真能干出那种事来？
警车发动了，引擎轰隆隆地响了几声，排气管里吐出一股子黑烟。车子驶出了看守所的大院，拐上了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李小宝被安排在靠车窗的位置，还是那副勾着腰的样子，双手反铐在身后，腕子上的铁铐子勒得皮肉都泛了白。那副大铁镣被他搁在脚边的地板上，车一颠簸，镣子和铁皮车厢碰撞，就发出叮铃咣啷的响声。
老赵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跟这个人面对面说话了。车子再往前开，开到刑场，枪声一响，这个人就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作为宣传通讯员，他有责任记录下这个人最后时刻的所思所想，哪怕只是只言片语，也算是给这个案子留个底。
老赵伸出手，按下了录音机上的红色按钮。磁带盘开始转动，发出一阵细微的声。
李小宝，老赵清了清嗓子，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着平静一些，讲讲你的经历吧。从头讲，讲仔细点儿。
声音在狭小的车厢里显得格外清晰，连窗外知了的叫声仿佛都被压下去了几分。
李小宝愣了一下，慢慢地抬起头来，看了老赵一眼。就是那一眼，让老赵心里头又是一动，那双小眼睛里没有恐惧，也没有悔恨，甚至没有一丝波澜，就跟一潭死水似的，黑沉沉的，望不到底。就那么一眼，随后他又把脑袋耷拉下去了，下巴几乎抵到了锁骨上，声音低得跟蚊子哼哼似的，含含糊糊地嘟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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