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我是七八年回城的。那年我二十七。
1978年。那一年在咱们新中国的历史上，是什么样的年份，不用我多说。那是中国大地开始解冻的年份，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无数的下乡知青像潮水一样从广阔的农村涌回了城市。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那是充满希望的年份，终于熬出头了，好日子就在前头招手呢。可李小宝说，他没有那种心思。
别人回城都高高兴兴的，我没有。我不知道回来该干啥，心里头空落落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还是低低的，就跟自言自语似的，眼睛盯着车厢地板上某个不存在的点，厚镜片后面的目光散着，找不到焦点。
我爹妈早就没了，死得早。家里就剩一个哥，叫李大宝。他也没结婚，也没有正式工作，就那么东一头西一头地给人干干零活，搬个砖和个泥什么的。我们俩光棍凑在一块过日子，那日子过的...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到月底就得算计着还有几斤粮票、几个鸡蛋。屋子里头也乱得不像样，脏衣服堆在炕头，剩菜搁在窗台上，都长毛了也没人拾掇。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喉结动了动，咽了口唾沫。老赵手里的笔飞快地在本子上划拉着，一个字也没落下。
按老话说，父母双亡，长兄如父。这个家里，哥哥李大宝既是兄长，又顶了半个爹的角色。李大宝没成家，没有老婆孩子拖累，一门心思就是拉扯这个弟弟。他没什么文化，没什么本事，就靠一把子力气给人打零工，挣个三块五块的，勉勉强强地想让哥俩的日子能往下过。可这世道，光靠一把力气哪有那么容易啊。李小宝说的吃了上顿没下顿那七个字，他自个儿说得轻飘飘的，可在旁人听来，那就是压在他心口上的一座山。
老赵脑子里浮现出那么一幅画面来：一间昏暗潮湿的小平房，窗户纸上破了洞，东北的冬天冷风嗖嗖地往里灌，屋子角落里堆着杂物、脏衣裳、喝了一半的粥碗，地是土的，扫也扫不干净，散发着一股子霉味和油腻味儿。哥俩面对面坐在那张缺了条腿、拿砖头垫着的方桌旁边，面前摆着半碟子咸菜、两个硬邦邦的窝头，谁也不说话，就那么干坐着。那得是一幅多么让人心酸的画面啊。
可要说从这一幕来看，这兄弟俩还是兄弟情深的，相依为命嘛。那怎么最后就发展成人命案了呢？
老赵等了一会儿，见李小宝又不说话了，就轻声提了一句：那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
李小宝还是那副不紧不慢的腔调，就跟在说别人的故事似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后来...回城第二年，终于给我分配正式工作了。在一个早点部当工人。
1979年，李小宝二十八岁。在那个年代，有个正式工作那就是天大的好事啊。那时候绝大多数饭店、早点摊、小卖部都是国营的，能在里头当个工人，那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炸油条、蒸包子、擀面条，活计是累了点儿、脏了点儿，可好歹旱涝保收，月底有固定工资，有粮票布票油票，样样都不缺。这对于一个下乡插队十年、回城之后两手空空的知青来说，那可不就是天大的喜事吗？有了工作，就有了立足之地，就能在这个城市里头扎下根来，最起码能自个儿养活自个儿了。
可李小宝的心思不在工作上。他着急的，是另一桩事。
那时候我就想，我该成个家了，该找个女人了。
这句话说得干巴巴的，像是在陈述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实。可老赵从这句话里听出了一些别的意味来。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别说二十八了，三十八、四十八没结婚的也大有人在，一个人过得自由自在。可在那时候，二十八岁还没结婚的男人，走在街上，背后就有人指指点点，嘴里头说的就是老光棍三个字。那三个字跟刀子似的，扎在人心上生疼。
老赵注意到李小宝说找个女人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急切，一种压了太久的东西。
你是什么时候结婚的？老赵换了个话题，声音温和了一些。
听到这个问题，李小宝的眼神里终于有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光亮，像是干涸的河道里突然涌上来一小股水。就是...有正式工作的那年。我想，我该娶个女人了。
我该娶个女人了。这话说得直白到家了。以前不是不想，是压根儿不敢想。快三十的人了，连女人的手都没碰过，你说能不想吗？可光想有什么用？
李小宝把自己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这是他自己说的，就我这身材，我这长相，您也看见了，这属于残次品。
他说残次品那三个字的时候，嘴角甚至扯了一下，也不知道算不算笑。矮小、干瘦、驼背、秃顶、深度近视，这些毛病随便拎出哪一条来，在相亲市场上都不是什么加分项。再加上爹妈死得早，没留下什么家底，就剩个哥哥还是老光棍一条，自己虽然有了正式工作，可头一年的工资还没捂热乎呢，手里头穷得叮当响。他掰着手指头跟老赵数：没有好爹好妈，没有像样的家，没有攒下钱，没有体面的长相。数来数去，啥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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