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他,等着他继续说。
“你看啊,”他靠在椅背上,双手枕在脑后,目光落在天花板上,像是在回忆什么,“那桌从杭州开了一个多小时车过来的客人,吃完走的时候说的什么你还记得吗?他们说‘这是我们在杭州吃过最好吃的农家菜,没有之一’。那个小姑娘,就是那个扎辫子的,她走的时候拉着小哥的衣角不放,说‘哥哥再见’,叫了好几声。还有那个老爷子,他说‘坐轮椅也来’,你还记得吗?”
“记得。”我说。
“就是这些,”胖子把手从脑后拿下来,放在膝盖上,看着我,“就是这些让我觉得开心。不是因为生意好,不是因为赚了钱,是因为——有人喜欢我们做的菜,有人喜欢这个地方,有人喜欢我们。这种感觉,比赚多少钱都让人开心。”
我看着他,心里涌上来一股很复杂的、说不清楚的感觉。是的,那种感觉我也体会到了。当那个小姑娘拉着小哥的衣角说“哥哥再见”的时候,当那个老爷子说“坐轮椅也来”的时候,当那桌从杭州来的客人说“下次还要来”的时候,我心里也涌上了一种东西——不是骄傲,不是得意,是一种“我们做的东西被人喜欢了”的、暖暖的、让人想笑的东西。
胖子说得对,那种感觉,比赚多少钱都让人开心。
“但是,”我又说了一遍“但是”这个我好像一直在说的词,“开心归开心,累是真的累。我们不能每次都靠透支身体来换取开心。人是在养老的,身体要紧。”
“你说得对,”胖子点了点头,“所以以后要减,但这几天先不减,是吧?”
“对。”
“那这几天就辛苦一下,”胖子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只手很大很厚,拍在肩膀上有一种沉甸甸的、让人安心的重量,“反正也就几天,撑一撑就过去了。等忙完这一阵,咱们好好商量一下,看减到多少合适。”
“嗯。”
小哥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但他把一杯刚泡好的茶放在了胖子面前。茶是热的,茶汤清亮,茶叶在杯子里舒展开来,一片一片地沉到杯底。胖子端起来喝了一口,看了看杯子里的茶,又看了看小哥,说:“谢了,小哥。”
小哥点了一下头,转身继续切菜。
我站在厨房里,看着他们两个——胖子坐在椅子上喝茶,小哥在灶台前切菜。厨房里的灯是暖黄色的,照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的轮廓都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灶台上的锅已经烧热了,锅里的水开始冒泡,咕嘟咕嘟的,像是在跟谁说话。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面上,照在水池上,照在那些整齐排列的调料瓶上。
我靠在灶台旁边,端着那杯小哥倒给我的温水,喝了一口。水已经不烫了,变成了一点点温,喝下去之后胃里没有那种被烫到的刺激感,只有一种淡淡的、持续的温度。
“胖子,”我说,“你说咱们要是真的少接几桌,会不会有人不高兴?”
“肯定会有人不高兴,”胖子说,“没约到的人会骂我们装,约到的人会骂我们不够吃。但你管他们呢?咱们自己的店,咱们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些人骂就骂吧,骂完还是想来,因为他们没吃过比咱们更好吃的菜。”
胖子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确定,确定到我几乎要相信“没有比咱们更好吃的菜”是一个客观事实了。虽然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他说得那么笃定,那么理直气壮,连带着我也觉得好像确实是这样。
“再说了,”胖子把茶杯放下,站起来,伸了个懒腰,骨头咔咔响了几声,“少接几桌,我们的菜能做得更精细,服务能做得更到位,客人吃得更舒服。这叫——叫什么来着——提质增效。对,提质增效。”
“你那个词不是用在这里的。”
“词是死的,人是活的。我说提质增效就是提质增效。”
我笑了一下,放下杯子,也开始帮忙准备今天的食材。小哥已经把肉切好了,我开始洗菜。水龙头的水哗哗地流,青菜在水里漂起来,叶子在水面上浮浮沉沉,像一艘艘绿色的小船。我把它们一棵一棵地洗干净,把根部的泥沙冲掉,把黄叶掐掉,然后把洗好的菜放在沥水篮里。
胖子也开始忙了,他把昨天剩下的食材从冰箱里拿出来,检查了一遍,能用的继续用,不能用的扔掉。他的动作很快,但很仔细,每一袋东西都打开来看过、闻过,确认没问题才放回去。
厨房里的温度开始升高,灶台上的锅里水已经开了,胖子把肉放进去焯水,水面上浮起一层白色的浮沫,他用勺子撇掉,动作很熟练。锅里的水汽升腾起来,模糊了灶台上方的窗户,窗外的景色变得朦胧起来,只能看到一片绿色的模糊——那是菜地。
“天真,”胖子一边撇浮沫一边说,“你说咱们今天会不会比昨天更忙?”
“可能吧,”我说,“但不管多忙,都会过去的。”
“你说得对,”胖子说,“不管多忙,都会过去的。”
小哥在旁边切着菜,没有抬头,但他的嘴角动了一下。那个动作太轻了,轻到我都不敢肯定自己看到了。但我心里知道,他听到了,他也同意。不管多忙,都会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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