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新旧伏笔
汴京的初秋总带着些捉摸不定的凉意，司马光的府邸却比这天气更显沉肃。青石板路被扫得一尘不染，连檐角的铜铃都透着股不苟言笑的古板。沈砚之站在正厅外，理了理洗得发白的长衫下摆——来之前他刚帮邻坊张婶修完漏风的窗棂，指尖还沾着点木屑，混着桐油的清苦气味。
“进来吧。”厅内传来苍老却洪亮的声音，正是司马光。
沈砚之推门而入，见司马光正坐在案前校订《资治通鉴》的手稿，烛火在泛黄的纸页上投下晃动的光影。案头没有多余的陈设，只有一摞摞码得整整齐齐的书，和一个插着几支秃笔的笔筒，倒比寻常官宦之家更像个老学究的书斋。
“晚辈沈砚之，见过君实先生。”他躬身行礼，姿态恭谨却不卑怯。
司马光抬眼，目光如炬，落在他沾着木屑的指尖，又扫过他洗得发亮的袖口，淡淡道：“坐。听说你给王安石递了份汴河疏浚图，连他都赞你‘懂实务’？”
沈砚之在侧椅上坐下，腰背挺直：“只是据实绘图，不敢当‘懂实务’三字。晚辈家乡遭过水患，知道河道不通对百姓意味着什么，不过是把见过的、想过的写下来罢了。”
“据实？”司马光放下笔，指尖叩了叩案面，“那我问你，你觉得王安石的新法，如何？”
空气骤然绷紧。沈砚之知道，这一问藏着千斤重——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相悖，朝中无人不知，此刻问出这话，无异于将他推到新旧两派的夹缝里。
他沉默片刻，目光落在案上的《资治通鉴》上，那书页间密密麻麻的批注，全是蝇头小楷，透着治史者的严谨。“晚辈不敢妄议朝政，”他缓缓开口，声音平稳，“但家乡有句老话：‘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
司马光眉峰微动：“这话怎讲？”
“青苗法推行时，晚辈见过邻县农户借青苗钱，利息比私贷低一半，秋收后日子确实松快了些——这是新法好的地方。”沈砚之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袖口的补丁，“但去年去济州，见那里的小吏强摊青苗钱，连不种地的商户都得交，百姓怨声载道——这是行法的人坏了规矩。”
他抬眼看向司马光，目光坦诚：“募役法让百姓出钱免役，富户多出钱，穷户少出钱，本是好事。可晚辈在太康县见过，有差役借着收免役钱的由头，额外加征‘跑腿费’，最后落到百姓头上，比旧役还重。”
“所以呢？”司马光追问，眼神里多了几分探究。
“所以晚辈觉得，法本身无新旧，”沈砚之语气坚定，“旧法里，‘两税法’按田亩收税，至今仍在沿用，因为它贴合实情；新法里，‘市易法’平抑物价，让小商贩能活下去，也是好的。关键不在法新还是法旧，在于是不是真能让百姓过得踏实——利国的前提，该是利民。”
他顿了顿，补充道：“就像修河道，旧法用竹笼装石固堤，新法用水泥浇筑，哪种好？看河床深浅，看水流缓急，不能一概而论。强行说旧法全好，或新法全对，都是闭着眼走路。”
司马光静静听着，案上的烛火映在他眼底，跳动了许久。他忽然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卷泛黄的卷宗，扔给沈砚之：“看看这个。”
沈砚之接过，见是庆历年间的旧档，记录着关中旱灾时，官府用“常平法”开仓放粮的细节，里面贴着当时灾民领粮的名册，字迹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写得认真。
“这是旧法。”司马光的声音带着些感慨，“当年灾民感激，送了块‘活我’的匾额，挂在粮仓上，后来被雨水泡烂了，可那些名册上的人，如今多半还在田里种庄稼，没忘了那会儿的活命之恩。”
他又从另一个书架上取下一本账册：“这是王安石新法里的‘市易务’账目，你看这里——去年冬天汴京大雪，市易务把囤积的木炭按平价卖给百姓，没让奸商抬价，救了不少冻饿的人。”
沈砚之翻看账册，见上面详细记录着木炭的进价、售价、卖出数量，连“某街某户买了三斤”都记得清清楚楚，末尾还有市易务官员的批注：“民无冻死者，幸甚。”
“你说得对。”司马光重新坐下，给自己倒了杯热茶，也给沈砚之推了一杯，“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旧法有弊病，新法有疏漏，盯着‘新旧’吵得面红耳赤，不如多看看百姓是不是真能喘口气。”
他呷了口茶，目光落在沈砚之身上，带着几分审视，又几分释然：“你方才说‘法无新旧，贵在利民’——这话，比朝堂上那些空喊‘祖宗之法不可变’或‘旧制当尽废’的人，清醒多了。”
沈砚之握着温热的茶杯，指尖的木屑早已被暖意焐干：“晚辈只是说句实话。”
“实话最难得。”司马光放下茶杯，在纸上写了行字，递给他，“这是吏部的调令，你乡试已过，先去户部观政吧——不是让你当官，是让你看看各地报上来的税册，看看新法旧法在地方上到底行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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