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谨慎进行，控制在最小范围，所有接触人员严格纪律。”丁伟最终指示，“分析数据和试种观察记录，单独建档封存，仅限你我、孙振标和直接负责的技术员知晓。对沈阳的报告，只提‘收到来源不明、内容待查的物品，已按程序封存研究’，暂不做具体内容汇报。我们必须确保，这些东西不会成为别人手中的‘牌’，更不会干扰我们自己的步伐。”
孟教授郑重地点点头。他明白这其中的分量。
秋收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打谷场上日夜轰鸣（用的是少量的脱粒机和大量的人力连枷）。金色的粮食被装进口袋，计入仓廪。但丁伟知道，真正的战役远未结束。如何让明年的土地产出更多，如何让这微薄的剩余转化为发展的动力，如何应对那来自国境线另一侧若隐若现的“微光”与阴影，是比收割更严峻的考验。他提笔给赵刚写信，详细汇报了秋收实绩、面临的严峻形势（肥料、水利、剩余粮极少），并隐晦地提及了“特殊物品”的处置原则。信的最后，他写道：“垦区初立，根基尚浅，天时不顺，成果寥寥。然官兵斗志未衰，明春再战之心甚切。唯盼后方能于‘兵器’（化肥、农机、水利支持）上，予以更强助力。否则，恐难以为继，更遑论支撑全局。职等必竭尽全力，管好用好每一粒粮、每一分力，以待时机。”
这封信，带着黑土地上的凉意与焦灼，飞向沈阳。
赵刚几乎同时收到了来自大连和密山的详细报告。
李云龙关于沃尔顿考察的报告，事无巨细，并附上了老周和小陈整理的“沃尔顿言行分析摘要”。报告指出，沃尔顿专业素养极高，观察力敏锐，其关注点已超越单纯的轻工品质量，隐约触及生产体系、技术消化能力和关联产业状况。其提出的技术建议颇具价值，显示对方确有实质性的技术评估和合作意图，但背后的目的层级可能很高。考察过程总体平稳，我方应对得当，未出现泄密情况。
丁伟的信则让赵刚心情沉重。农业的艰难和不确定性，以最直接的方式摆在他面前。五千七百万斤的总产，扣除必需留用后所剩无几，这意味着农业战线短期内无法提供经济贡献，反而需要持续投入。水利和化肥的需求，不再是远景规划，而是迫在眉睫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信中关于“特殊物品”的含糊提及，也让他警惕，这意味着本就复杂的边疆地区，又多了些许不可控的变数。
两份报告，一条线是看似顺利、实则深入虎穴的技术接触，潜藏着机遇与未知风险；另一条线是脚踏实地、却步履维艰的农业开拓，面临着现实的生存压力和基础瓶颈。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现有的交换循环（轻工品换技术/设备）规模和层级，已不足以撬动解决根本问题的资源。
就在他反复权衡、构思如何向中央进一步陈情时，一个微弱的“东风”征兆，从北京传来。
中央工作组回到北京后，其报告显然在高层引起了讨论。赵刚通过保密渠道，得知了一些非正式的、但方向积极的信息：最高层面对东北“立足自身、勇于探索、以贸易促技术”的思路给予了有限的肯定，认为这是在封锁环境下的一种“积极尝试”；对于报告中提出的“水利与化肥”关键瓶颈，以及将其与对外经济合作挂钩的设想，表示了“值得深入研究”；计委和外贸部门被要求，就“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尝试以灵活方式引进个别紧迫性高、示范效应强的工业或农业技术设备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专题研究和方案准备。
与此同时，霍启明从香港发来密电：威廉·张转达了其“伙伴”对沃尔顿考察的“满意”评价，并表示愿意就“小型混合肥料生产线”项目进入实质性商务谈判阶段，可提供更详细的技术规格、报价、以及可能的交货安排。对方还“顺便”提及，如果中方对“农业领域更综合性的技术提升”感兴趣，他们也可以联络提供一些“农业工程规划”和“土壤改良技术”方面的咨询服务。
“东风”虽然微弱，但风向似乎正在朝着有利于推动更深层次合作的方向偏转。中央态度的松动，和美方渠道表现出对农业相关项目（尽管起始规模小）的推进意愿，这两件事在时间上的接近，绝非偶然。它可能意味着，赵刚之前“以农需引外技”的策略构想，开始被更高层面和外部资本同时看到，并被认为存在某种交汇的可能。
赵刚没有盲目乐观。他知道，从“值得研究”到真正立项拨款，从“商务谈判”到设备落地，中间隔着千山万水，充满了变数和博弈。尤其是中央的态度，依然是“有限肯定”和“严格控制风险”，这意味着任何实质性步骤都将受到最严格的审查，且资源不可能轻易倾斜。
他必须抓住这个微妙的窗口期，拿出更周密、更具说服力、且风险可控的具体方案。他连夜召集了东北局计划、工业、农业、外贸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从大连紧急召来的李云龙（以汇报考察情况名义），开了一次高度保密的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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